程亚文：在共同治理“进阶”中强化亚洲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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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中东局势动荡持续受阻的背景下，以下这样一个现实以更直观的方式凸显出来：当地缘政治冲突严重阻碍中东油气出口时，亚洲地区不少国家往往成为受影响最直接也最严重的对象之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洲地区在全球经济中分量不断提升，亚洲不同次区域间经济关联度同步显著提高，日益构成一个整体性的蓬勃发展的“经济亚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也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 较之世界其他区域，亚洲经济保持强劲势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里长时间保持总体和平稳定态势。但当前中东动荡带来的影响，再一次把如何维持亚洲良好发展环境的问题推到地区国家面前。亚洲国家理应通过内生机制的培育，进一步加强地区共同治理，进而为自身未来发展提供更多保障，也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能。 亚洲在命运与共中联系更加紧密 近代以前，亚洲本无统一的区域意识。“亚洲”一词最初源自西方的命名，是欧洲用来指称遥远东方的地理镜像。在漫长的殖民时代，亚洲被西方列强强行拆分、分而治之，传统的经济纽带被切断，文化联系被打散。二战结束后，亚洲国家迎来一波民族解放浪潮。但随着世界迅疾进入冷战格局，亚洲再度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双边同盟、阵营对抗、势力范围划分等，让亚洲内部难以在区域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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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复杂时代背景下，亚洲经济发展的脉搏依然逐渐强劲起来。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亚洲四小龙”起飞和“亚洲四小虎”跟进，再到中国大陆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实现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在亚洲内部次第展开，并逐渐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大势。过去几十年来，亚洲区域内部贸易比重一路攀升。数据显示，近年来亚洲国家之间相互进出口货物与服务的贸易总额已经占到地区总贸易额的大约50%—60%，形成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价值链整合最深的区域贸易网络之一。在此过程中，西亚和中亚地区的能源供应、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制造业以及整个亚洲市场，被一条条贸易链、产业链、供应链紧紧联结在一起。亚洲国家之间经济联系如此紧密，可以说是近现代以来的一种历史性转变。 如今，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不折不扣的引擎，是全球贸易与投资的重心，是地区数十亿人口追求发展与安宁的命运共同体。亚洲的经济总量、贸易份额、制造业产值等各项指标，都在全球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关键的是，这种关联已经超越经济层面，延伸到安全、能源、粮食、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其他各个领域。如今，亚洲地区早已不再是那种各次区域间相对隔离的分散状态，而是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紧密联结、安危与共的亚洲。 需以更高效的共同治理应对挑战 一个蓬勃强劲的“经济亚洲”，显然需要以更高效的区域共同治理护航。但在经济上关联日益紧密的同时，亚洲内部还未形成足够与之匹配的共同治理能力和框架。在传统域外霸权国家干预地区格局的能力减弱、甚至扮演起地区秩序扰动者和破坏者角色的情况下，亚洲区域治理方面的挑战变得更加突出。为此，亚洲地区亟需构建内生治理机制，强化区域共同治理。 就亚洲共同治理能力与体系的现状来看，当前，一些具备全域性特征的共同治理机制已经存在。亚洲并不缺少区域性组织，东盟、上合、亚信、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等不同性质的组织、机构与公共平台，在亚洲次区域以及某些方面的全域性治理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不过，覆盖整个亚洲、能够统筹协调地区发展与安全、具备足够约束与执行力的机制仍显不足。亚洲区域合作具有开放、多元等特征，这有助于降低合作门槛，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行动效率。 另外，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也有提升空间。历史遗留问题、领土海洋争端、战略互信不足等因素，导致亚洲区域内国家经常难以长期稳定携手提供相关公共产品，推进共同治理议程。加之个别域外大国不断试图搅局，以同盟体系、安全承诺、规则输出等为抓手，频繁介入亚洲事务，导致一些明显有利于地区共同利益的安排被地缘政治算计打断，亚洲区域一体化以及共同治理进程遭到干扰。 加强共同治理有利条件逐渐累积 同时也要看到，前面所说的一些挑战并非不可逾越。亚洲推进区域共同治理“进阶”的有利条件，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累积。 第一，共同利益足够深厚广泛。区域内部贸易比例稳步提升、产供链深度相互嵌套、人员往来更趋密切等等，使得亚洲各国早已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发展离不开合作，安全离不开协调，这不是口号而是现实选择。 第二，共同的亚洲意识和治理意愿逐渐上升。从万隆会议精神到“亚洲方式”，从“上海精神”到亚洲安全观，亚洲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意愿越来越强，对外部力量介入的警惕和防范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抵御外部风险、把握自身命运。 第三，区域机制与合作经验已经极为丰富。东盟共同体建设、清迈倡议多边化、亚投行运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亚洲在经济、金融、安全、互联互通等领域积累了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这都成为亚洲国家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和共同治理的宝贵财富。 第四，支撑共同治理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思考日趋完备。从地区主义到区域公共产品，从共同体意识到共同治理，学界与政策界已有丰富讨论。在此基础上，亚洲国家理应立足地区“多元一体”特征，探索适合现实的共同治理道路。 面向未来，亚洲共同治理的努力方向不是简单复制欧洲或其他地区的模式，而是要推动亚洲治理实现四个关键转向： 一是从频遭外部干扰转向内部共同驱动。亚洲的安全稳定、规则构建以及未来发展，要靠亚洲国家自己维护、制定和掌握。亚洲当然欢迎域外国家作为建设性合作伙伴参与地区发展，但不能接受把这里当成博弈棋盘、把一些域内国家当成棋子。二是从相对分散的治理转向关联治理。打破次区域壁垒，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动，把相对分散的机制对接起来，把局部的合作扩展开来，真正把亚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谋划和治理。三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通过协商凝聚共识，通过合作化解分歧，共同推动地区治理取得更显著的成效。四是从单一治理转向综合治理。统筹经济、金融、能源、粮食、安全、气候等多重议题，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把发展和安全一体推进，实现更高水平的综合治理。 当前的一个现实选择，是聚焦经济与安全两大目标，以RCEP等现有机制为基础，深化地区产供链合作，建设更加稳定的亚洲共同市场；以能源、粮食、金融为重点，筑牢亚洲共同安全底线，增强区域抗风险能力等等。在此过程中，优先在具备良好合作基础的区域先行先试，然后由点及面、由线到片，逐步拓展至整个亚洲。 作为亚洲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是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建设者、贡献者。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到亚洲安全观，从亚投行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亚洲共同治理，共建美好亚洲家园。（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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