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固守执念的福山们，“该迈步向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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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壮年成名的弗朗西斯·福山，至今仍在为30多年前让他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的轻率论断“还债”。不久前，这位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在接受一家德国媒体采访时承认，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当前发展态势，那么他过去有关中国的预言就是错误的。更早一些时候，今年4月，福山在参加美国一档播客节目时也曾坦言，中国开创了一种了不起的发展模式，包括成功地组织协调新技术，有能力做出许多过去人们认为其无法做到的创新等。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看起来正在分崩离析。有媒体概括说，福山一次又一次地承认“中国发展打破了历史终结论”。“历史的终结”频遭“历史的打脸”冷战结束30多年来的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演变，不断证明西方学界一些人当时在冷战胜利的兴奋与喜悦中做出了何等偏见且傲慢的论断。福山及其“历史终结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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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2月，36岁的福山受邀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当时，冷战高墙开始松动，作为“苏联问题专家”的福山敏锐嗅到时机，借用黑格尔的学术话语抛出初始版本的“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斗争将以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几个月后，美国保守派《国家利益》杂志刊登福山基于讲稿撰写的论文，标题就是《历史的终结？》。3年后，他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历史的终结”，迅即成为学界时髦词汇，福山也因此名声大噪。那几年间，柏林墙被推倒，苏东剧变，世界从美苏阵营对抗格局骤然进入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时刻。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展现的超强军事实力也令世界惊讶。当时，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宣扬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无与伦比”，正是呼应甚至利用西方世界对于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志得意满”。同一时期，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也加入了那场在“后冷战时代”对西方自由民主的鼓噪和标榜之中，发出与“历史终结”类似的论调。他们强调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普世价值”，抹杀世界各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发展道路等方面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甚至否定其他国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初短暂的过度乐观甚至傲慢之后，福山及其“历史终结论”很快开始频繁遭遇“历史的打脸”。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历史终结”论断本就并非建立在对世界政治制度发展史的审慎科学研究之上，在现实世界的一次次检验中更是漏洞百出，福山“理论大厦”的裂缝不断增多和扩大。从整体趋势看，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世界经历了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其间选择照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很多国家，在经济、社会以及国家发展其他诸多领域遭遇重大挫折，并未收获西方政治学者预先鼓噪的所谓“民主红利”。从具体事件看，21世纪初年开始饱经战乱之苦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长期以来难以建立西方意义上所谓“稳定有效的民主体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作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大本营”的美欧既是危机肇始之地，也在其中遭受重创。再近些年，美欧国家内部民粹主义思潮泛起，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加剧……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自身的发展遭遇诸多挫折，对外输出非但没能带去“红利”反而经常适得其反，一些西方国家内部治理效能低下以及其他问题迭出，这些现实尤其是一场场历史性事件都使“历史终结论”日益陷入困境。20世纪90年代声名鹊起之后，福山很快就进入了漫长的“学术还债”历程。虽然竭力修修补补，被迫进行愈发深入的反思与调整，但他始终无法弥平“历史终结论”的缺陷。在反思中愈发承认中国成就2012年，福山出版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开始将反思和研究向着政治制度演变的历史深处延展，探寻不同政治制度以及不同类型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在冷战结束之初西方学术界“狂热的欢呼”冷却之后，在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之后，福山亲历和见证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衰退”，“政治衰败”“否决政治”“身份政治”等越来越多进入福山的批判视野。其间，福山试图修正“西方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轻率论断，相对审慎地提出现代政治秩序的“三要素”：国家能力（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民主问责（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在这种“政治三维论”中，福山虽然强调三大核心要素的平衡，但还是将强大而有效的国家治理置于法治和民主问责之前。这样的排序，较之“历史终结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盲目推崇已经算是一种修正和改进。在从“历史终结论”向着“政治三维论”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以及如何理解和评估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是迫使福山进行自我反思与修正的重要因素。正如他本人所言，在所有挑战“历史终结论”的国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中国”。对于中国政治传统与制度成就的研究，为福山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事实上，在最近再次坦陈并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中国发展成就之前，福山已经不止一次做出类似表态。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效率低下、问题重重备感失望之余，福山以及西方学界其他诸多人士同步见证着中国如何探索并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基础设施建设、灾害危机应对以及长远战略规划等诸多方面展现高效国家治理能力；见证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长期稳定。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快速发展“不只是某一时刻碰巧出现的现象，而是每年都在发生”，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断演化，并且变得更加完善了”。正因如此，福山几年前就说，“唯一有资格成为西方自由民主替代选项的模式就是中国”，而且他有这种想法“已经好多年了”。放下偏执才能真正“迈步向前”近年来，美欧学界、舆论界、经济界乃至政界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理念的批评反思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以及相关实践经验，很多人的评价变得更加中肯和理性。其间，美国一些智库、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愈发深入地研究中国工业发展、科技创新以及国家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并且提出借鉴中国构建庞大的工业中心网络、创造新的制造范式等具体建议。欧洲在自身发展困境以及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剧的失望与焦虑中，也在思考如何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如何更加务实、理性地处理对华关系。不得不说，最近两年欧洲国家政要访华潮背后，就有欧洲学界以及政界对于自身地位的再界定以及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再思考。当然，西方的一些自我反思以及对华认知调整，初衷和目的较为复杂，其中不乏想借突出中国的突飞猛进发展在西方内部制造“必须改变”的紧迫感，通过渲染外部压力甚至“威胁”来促进西方世界日趋破碎的团结。不过，西方真正“睁眼看中国”的理性声音不断增多，确是一个客观事实。越来越多学者认真对待中国发展成就和世界现实变化，据此更新自身认知和理论架构，并不吝啬对于中国制度优势的肯定。对华理性认知与表达增多，也有助于增进西方民众乃至整个世界对中国的了解。30多年前，在西方对于冷战胜利的亢奋与欢呼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为一种极具标志性的声音。30多年后，在当前西方这波自我反思和对华认知重塑中，福山也成为极具代表性的一员。不过，福山的自我反思和理论修正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优势和发展成就，并对西方“政治衰败”备感挫败的同时，福山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具优越性的旧观念和旧立场，为此甚至辩称“西方民主的优点，总是在逆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就此而言，无论福山还是其他一些依然固守“西方优越论”执念和意识形态偏见的人士，都还需要变得更加清醒和理性。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所阐明的，“西方从来都不是整个世界”“该迈步向前了”。长期以来，西方学界错误地认为西方的法则和经验就像自然科学一样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没有能力看出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错误地认为西方文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绝无仅有的成功”代表历史常态，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文明仍将优于其他所有文明；错误地将现代化与西方化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是非常不同的过程，中国的成功本身就在印证这个事实。历史激荡流转，国际风云变幻。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不断深入发展，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和大势。固守执念的福山们，“该迈步向前了”。（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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