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欧洲当下为何难以出现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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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编者按：“战略”一词如今频繁出现在欧盟的演讲和文件中，从“战略自主”到“战略规划”，再到“战略安全”等等。但是，连欧洲媒体和学者都在感叹，真正的战略思维在欧洲正在消退。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中外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皮埃尔·皮卡：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地缘政治专家拉法埃莱·马尔凯蒂：意大利路易斯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赵俊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皮埃尔·皮卡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在当今欧洲，政治言论和原则的坚持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有时更是以牺牲长期战略思维为代价。那么，真正战略家与普通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战略家不仅仅需要捍卫理念或制定原则，更是要明确愿景、设定目标、调动必要的技能和资源，而且首要的是追求取得切实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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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欧洲的重要人物，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和第五任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主要以其应对时代挑战的能力而受到尊敬。他们之所以能被公认为战略家，不仅是建立在信念之上，更在于将这些信念转化为切实成果的能力。换句话说，“战略”不仅仅是知道要去哪里，还在于找到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在当代社会，沟通自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民众必须获得相关真实信息，理解公共决策，并参与民主讨论。现代治理若缺乏对话与透明度便无法运作。然而，沟通绝不能成为目的本身。其真正目标是支持行动、解释选择并增强信任。当沟通凌驾于结果之上时，民众的期望与政治领导人倾向的优先事项之间，可能会产生差距。人们最终期望的是自身关切的问题能够得到具体答案，包括就业、安全、创新、经济发展、生活质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从长远来看，一项政策的可信度更多取决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描述问题的能力。当我在中国及不同国家展开研究和交流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人们非常重视实际成果。因此，无论经验来自何处，成功的实践都值得认真研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照搬另一个国家的做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制度、资源和抱负。适用于某一情境的解决方案，不能简单地原样套用于另一情境。务实主义并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方法。它不属于任何特定国家、政治体制或文明。它包括观察现实、评估结果，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解决方案。你会发现，正是这种能够明确目标、调动必要技能，并将方法适应于当地实际情况的能力，在许多成功经验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尤为引人注目。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实现了世界瞩目的经济高速发展和一系列重要机制的变革。这一经验凸显了长远视野、明确目标以及为追求发展而持续提升技术和聚合资源的重要性。在我们身处的二十一世纪，欧洲国家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培养更出色的沟通者或更高效的管理者，而是要培养能够融合战略远见、务实精神与责任感的领导者。随着技术与社会的快速变化，每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理想。真正的战略家，并非是那些最擅长预测未来的人，而是真正能够成功塑造未来的人。治国方略需明确核心利益拉法埃莱·马尔凯蒂欧盟国际构想的提出伴随着一个明确的立场：传统战略思维走向衰落，并被规范性路径所取代。历史上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均奉行“现实政治”原则，以国家利益和结构性威慑为主导。然而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后的30多年里，欧盟领导层却转而将输出价值观、法律框架和道德要求置于首位。尽管这一立场旨在将欧洲塑造为道德权威，但它却造成了战略真空，进而令欧洲大陆在面对碎片化的多极世界时毫无准备。这种“规范性导向”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美国施加影响的直接结果。二战后，华盛顿积极“鼓励”欧洲人专注于其国家治理的民事领域，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尤甚。在北约的保护伞下，欧洲被引导将“硬防御”让渡出去，几乎将全球战略事务完全交由美国掌控。这种“默契”虽然让欧洲得以作为一支侧重规则制定的“民事力量”（于1972年提出，用于描述当时欧共体的国际角色，强调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而非军事力量推动国际稳定与安全）实现繁荣，但也导致其独立自主的地缘政治思维能力逐渐退化。规范性路径主张，国际关系应以道德标准与人权准则为指引。欧盟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标榜自己“民事力量”的身份，即通过经济一体化而非军事胁迫来对别国施加影响。这一战略在后冷战时代确实行之有效。然而，随着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卷土重来，欧盟领导层开始质疑能否以规范性框架替代战略考量。这种对价值观驱动的话语的依赖，使欧盟领导层对结构性现实视而不见。战略思维要求对对手的实力与地理制约因素进行客观评估。相反，纯粹的规范性愿景将世界简单划分为“遵守规则者”与“破坏规则者”。欧洲常将复杂的冲突框定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道义较量，这种做法往往排除务实外交的可能性，从而削弱了自身行动的灵活性。进一步说，将规范置于战略之上的做法，已经导致欧洲在能源、国防和工业领域暴露出诸多脆弱性。多年来，欧盟领导层一直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自然会促使外部伙伴接受西方规范。由于缺乏战略远见，为了维系对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承诺，欧洲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供应链安全与军事准备能力。为应对动荡不安的全球局势，欧盟领导层如今似乎正重新审视其规范性路径，并开始考虑如何实现战略自主的问题。没有物质实力的支撑，规范与法律便无法自我捍卫。重塑欧洲的治国方略，首先需要明确界定核心利益，大力投入“硬防御”能力建设，并认清世界的本来面目，而非固守欧洲一厢情愿的幻景。欧洲“战略型政治家”成长空间被封闭赵俊杰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大陆知名的战略家，笔者认为当属欧洲一体化奠基者让·莫内和“欧共体之父”德洛尔，两德统一“操盘手”科尔和欧元之父施密特，还有欧洲主权倡导者戴高乐和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开拓者之一希拉克等，他们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经济社会繁荣以及大国关系稳定都作出过显著贡献。上世纪初期涌现的欧洲政治精英大都背景不凡。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精英们掌控国家权力。时过境迁，放眼当今欧洲政坛的政治人物，政治氛围的变化与社会新思潮的涌动，令他们考虑眼前政治利益更多。似乎没有一位政治领导人能够与前述几位人物比肩。英国自2016年走上“脱欧”不归路以来，像走马灯似地轮替了4位保守党首相，如今工党首相斯塔默的地位也不稳固。德国自默克尔卸任总理后，两位继任者执政政绩及口碑在国内存在争议。法国在马克龙执政时期已更换了7位总理。欧洲传统建制派政党的衰落与极右翼民粹政党的异军突起，恰恰体现出当今欧洲政治精英的缺失。作为“战略型政治家”，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德国前总理科尔以及施密特，他们擅长处理欧洲核心利益、地缘安全和国家权力关系。而且，他们还高度关注欧洲工业体系、能源供给、科技创新以及战略自主问题，把国家利益与民生利益紧密结合，具有战略家的眼光，更有领导者开拓创新的勇气和化解矛盾的能力。相反，当今欧洲的掌权者们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往往陷入“封闭循环”的逻辑思维。他们更多考虑西方意识形态、短期政治利益和狭隘战略安全，一些时候却忽视了民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发展需求。欧盟现任领导人冯德莱恩可谓是典型的“规范型政治人物”，这类政治人物更擅长表达原则，玩弄华丽词藻，而非抓住主要矛盾、解决本质问题。不仅缺乏欧洲先哲睿智的战略家眼光，更痴迷于通过道德表述和制定规则来治理内政、约束他国。近几年在欧盟政策直接影响下，欧俄关系一路恶化，欧中关系出现波折，欧美关系也渐行渐远，欧洲面临制造业衰退、经济增长乏力、科技创新滞后、能源危机频发、通货膨胀高企以及社会矛盾突出等一系列危机。而“规范型政治人物”当政的背后，折射出欧洲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二战至今，欧洲在安全领域长期依赖美国，能源供给更多仰仗俄罗斯，社会环境缺少生存压力，这种政治安稳逐渐改变了欧洲领导人的判断方式和关注重点，他们的行为更容易转向规范政治与价值观表达。具体观之可见其弊。近年来面对欧洲的内外交困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冯德莱恩等人未能把控好欧盟发展路径，也未能深化欧盟的机制改革，在处理同中美俄大国的关系方面难寻亮点。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协调欧盟内部矛盾和利益冲突，并对中俄频频打压制裁、遏制围堵上，把本该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硬生生塑造成“制度对手”和“市场竞争者”。今天的欧洲之所以大量涌现出“规范型政治人物”，正是欧洲选举制度、欧盟对外依附、国家主权碎片化以及多重官僚体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长期的“安全外包”和战略绑定，逐渐使欧洲领导人形成“依附性”思维，加之秉持“政治正确”、重视短期利益以及输出欧洲规制的心态，这些内外因素基本锁死“战略型政治家”的成长空间，从而造就欧洲大批平庸安稳、缺乏远见卓识的技术官僚，而敢担政治风险、能打破僵局、识大体顾大局的战略家可谓凤毛麟角。西方权力结构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二战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不是软实力创造了当代欧洲文明，而是硬实力支撑着软实力，力量支撑着规制。今天的欧洲政要普遍无视欧洲衰落的事实，把结果当做原因，把规制当做力量，把规范视为战略。他们试图用欧洲规制来反俄制华，热衷于对别国道德批判，可谓本末倒置。真实上演“硬实力不够，软实力来凑”。眼下欧洲社会面临非常棘手的系统性危机，也给了欧洲极右翼民粹政党走向国家权力核心的契机，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梅洛尼出任总理就是最好的例子。法德两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和选择党，在国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正因如此，美国学者斯蒂芬·金泽根据俄乌冲突折射出西方政客们的种种表现，得出一个令西方政治家异常难堪的结论：目前西方没有杰出领导人。如果这种现象长此以往，很可能将对欧洲未来的复兴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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