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形：“两个欧洲”催生“多速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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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双速欧洲”（或称“多速欧洲”）的理念，正获得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的青睐。这在欧盟内部引发担忧：这是否意味着欧盟将走向“多速分化”？ 所谓“双速欧洲”或“多速欧洲”，是指欧盟不同成员国以不同水平、不同速度推进一体化的模式。长期以来，欧洲一体化基于一种理想主义前提：全体成员国同步前进，迈向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与制度融合。如今，这一愿景正日益让位于一个更务实的现实——“双速欧洲”。 面对经济压力上升、地缘政治动荡以及各国内外优先事项分歧加大，欧盟越来越依赖于由“意愿联盟”组成的核心集团：即在关键举措上先行一步、无须等待27国一致同意的成员国集团。这一趋势，既体现了欧盟的政治现实主义，也反映出欧盟成员国分歧加剧、共识达成难度上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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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德国、法国、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组成的E6，正是欧盟“意愿联盟”的核心。这些国家在防务采购、产业政策、财政竞争力以及能源安全等一系列议题上加强协调，目标是在维护欧洲一体化总体框架的同时，突破决策僵局、加速关键改革。这强化了欧盟内部的分层化趋势，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内在鸿沟或将进一步加大。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次重大一体化突破，几乎都由少数“有意愿、有能力”的国家率先推动，再逐步扩展至其他成员国。从申根协定、欧元区启动、银行业联盟到防务合作等，莫不如此。近期的欧盟对乌援助协调机制与E6倡议，同样延续了这一“多速推进”逻辑。 批评者指出，“双速欧洲”意味着欧盟自成立以来追求的“越来越紧密的联盟”正遭遇结构性瓶颈。这种模式会损害欧洲的凝聚力，并加剧成员国之间的不平等。支持者则反驳说，欧盟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和多元，不可能要求所有成员国以完全相同的速度推进一体化。如果允许单一国家否决欧盟的整体战略举措，只会使欧盟越来越无力应对各类挑战。 传统的布鲁塞尔叙事认为，“双速欧洲”之所以出现，是因为E6等国拥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偏好。而笔者认为，根源不仅在于各国国情不同，更在于欧盟自身的制度设计与决策机制缺陷。 “双速欧洲”的深层原因，可追溯至“两个欧洲”并存的结构性现实，即“北约欧洲”与“社会—政治—经济一体化欧洲”。两者根植于同一欧洲政治空间、高度重叠的成员国与精英网络，但其条约基础、制度架构与核心功能逻辑完全不同。 “北约欧洲”主要承担安全与军事职能，依赖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体系。欧盟成员国虽然保留了一定的军事能力与安全框架，却缺乏真正自主的战略决策能力，缺少“地缘政治灵魂”。在战略自主等问题上，东欧和西欧存在严重分歧。“社会—政治—经济一体化欧洲”则以欧盟为核心，强调规则、规范与经济一体化，拥有较强的制度权威与全球“规则性力量”高地，但在军事实力与强制执行力层面存在根本性短板。 这种功能上的二元割裂，使欧洲同时处于两种不同逻辑之中：一种是依赖外部安全供给的地缘政治逻辑，另一种是依靠内部规则整合的制度治理逻辑。在大国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回归的21世纪，这种“规范有余而力量不足、力量依附而自主不足”的结构性张力，使欧洲的身份与功能分裂愈发突出，也使“多速分化”的趋势更加难以避免。 冷战结束后，欧盟稳居全球经济核心圈层：掌握先进技术、金融资本和高附加值产业优势。欧盟自视为独特的福利共同体，并日益设想为全球“规范性力量”——其影响力的投射更多依靠输出规则、价值观和监管标准，而非军事力量。通过所谓“布鲁塞尔效应”，欧盟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监管影响力，使跨国公司乃至其他国家在贸易、竞争政策、数据保护和环境标准等领域主动适应欧盟规则。由此，欧盟不仅确立了其经济中心地位，也成为全球规范的制定者和监管力量。 “双速欧洲”的出现，恰逢全球技术与产业格局的深度重构，在人工智能、数字平台、高端半导体与云计算等前沿领域，创新主导权与产业话语权逐渐向中美集中，欧洲竞争力相对下滑。欧盟因此陷入一种结构性错位：监管能力依然强大，但本土产业与技术基础相对弱化。这种“规则强、产业弱”的不对称，导致欧盟越来越多地在自身缺乏技术优势的领域强势立法，从而引发“基于缺失的监管”的批评。 俄乌冲突成为关键催化剂，将上述结构性张力全面放大并加速显性化。俄乌冲突不仅重塑欧洲安全秩序，也彻底改变欧盟对能源安全、国防能力与战略自主的认知。欧洲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俄罗斯能源体系迅速瓦解，能源价格飙升与供应重构对各成员国造成差异化冲击。同时，东欧成员国（如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威胁的感知陡增，而西欧国家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与战略顾虑。在这一背景下，防务开支、对乌援助、对俄制裁、能源转型等政策在成员国之间产生明显分化，使得欧盟内部政策协调难度显著上升。 这种多重压力进一步转化为“多速分化”的现实表现。面对能源转型、技术竞争、产业政策重构、安全环境恶化等叠加挑战，各成员国在经济负担、产业禀赋、地缘安全诉求上的差异急剧拉大，而欧盟统一但僵化的监管与决策机制，却难以提供足够灵活高效的政策回应。在此情境下，核心国家通过小范围的“意愿联盟”，在防务、能源、产业等领域先行协调、联合行动，绕开27国一致同意的决策机制，试图提升执行力。 因此，“双速欧洲”并非单纯的国家偏好分歧，而是欧盟转型期制度性张力的集中体现。欧盟正从“规范型联盟”“监管型联盟”，艰难转向“战略—工业型联盟”。俄乌冲突成为这一转型的关键加速器，让欧盟长期潜伏的安全依附、实力失衡、决策僵化、发展分化等结构性矛盾，在地缘政治压力下全面显性化。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并非欧洲一体化是否已经走到尽头，而是既有欧洲一体化模式，在全球竞争加剧、地缘安全局势动荡的大背景下，能否渡过适应性危机。（作者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丹麦奥尔堡大学兼职教授）</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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