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雨：延续世界“和平红利”，根本出路在哪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已经惠及世界数十年的“和平红利”正在走向终结吗？在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其他诸多领域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趋势愈发严重的大背景下，国际舆论场中类似的担忧明显多了起来。 共享“和平红利”但理解不尽一致 就其概念而言，“和平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层面战争威胁减小或敌对状态结束，进而能够大幅减少军事备战支出，将更多资源用于促进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 二战结束之初，世界各国吸取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秩序、制度和规则：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为“三驾马车”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虽然战后世界旋即进入冷战时代，在美苏争霸和阵营对抗之下，一些“代理人”战争和各种国际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总体上没出现具有历史性影响的大国热战。随着冷战逐渐走向终结，世界局势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范围内的军费支出大幅减少，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更多流向科技创新、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和平红利”得到更大程度释放。 客观而言，无论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及其带来的“和平红利”中不同程度获益，但对“和平”的内涵和意义，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二战结束之初的国际秩序构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符合美国意愿的“规则”，并反映了美苏两大集团的战略博弈。在随后的秩序演进中，美国更是凭借自身超强实力长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在国际金融和经济领域，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霸权支柱。1944年，以西方国家为主的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小镇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金融合作会议，探讨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并一致同意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始自这次会议的国际组织和相关规定，连同之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被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该体系促进了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和汇率稳定，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同时也确立了美元霸权。 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美国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和理念，异化为一种选择性和集团式的安全，通过北约以及其他双多边条约协定搭建全球联盟体系，在为盟友和伙伴提供安全承诺的同时，也谋求美国自身的“绝对安全”。冷战期间，“铁幕”两侧分别以美苏为首组成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在相互牵制和威慑中形成彼此制衡下的“和平”。1991年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单极时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亢奋于“历史的终结”，一方面继续维持北约和其他政治军事“小圈子”“小集团”，另一方面试图在全球推广西方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近年来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潜台词却是“美国主导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者“基于对美国有利的规则的国际秩序”。战后美国主导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秩序的态势，也被西方舆论称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2002年，美国小布什政府更是毫不掩饰地将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目标。 根本上源于国际秩序“失序焦虑” 当前，国际上有关战后世界“和平红利”正在走向终结的担忧，本质上源于对现行国际秩序面临越来越大“失序”风险的焦虑。不过，因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理解和期待不尽相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如何延续“和平红利”看法也不一致。 如前所述，美国长期以来将战后国际秩序视为“美国主导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试图在相关国际组织和规则体系中打上“美式霸权”烙印。但在世界格局加速演进之下，美国综合实力和霸权地位相对下降，对国际秩序的主导能力相应有所下滑。在霸权护持的焦虑中，美国对外战略和具体言行加速调整，愈发强调“美国优先”，频繁诉诸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一边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难以为继哀叹连连，一边又因对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的路径依赖而事实上加剧现行国际秩序遭受的破坏。 这种对于国际秩序“失序”甚至“终结”“坍塌”的焦虑，在西方世界蔓延。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实质性终结；《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写道，战后国际秩序“正进入被持续削弱甚至主动拆解的阶段”；美欧一些政客公开宣扬“二战后构建起来的旧秩序崩塌了”。在此背景下，有关国际秩序“新与旧”“破与立”的争论更加热络起来。 虽然也感受到国际秩序面临种种挑战并因此多有担忧，但与西方国家普遍的悲观情绪甚至动辄要对战后秩序“推倒重来”不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深知二战结束以来80多年的“长和平”来之不易，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并使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才是正确选择。 二战结束以来，在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多边主义为基石的国际体系、秩序与规则中，南方国家普遍获益，在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实现长足发展，逐渐形成群体性崛起势头。虽然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通过加强全球治理改革完善现有秩序，才是国际社会唯一正确选择。世界各国应该做的，不是奉行单边主义和强权逻辑，那样只会进一步冲击现有国际共识和制度框架，而是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历史大势，在维护国际法治、遵守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致力于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 归根结底，当今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有鉴于此，延续世界“和平红利”，根本出路在于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此筑牢国际秩序根基。在经济层面，需要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政治安全层面，需要坚决反对任何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摒弃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结盟对抗等陈旧观念，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回顾国际关系史不难发现，在17世纪中叶以来国际体系的历次更迭与演进中，大规模战争往往都扮演了“催生婆”角色：欧洲“三十年战争”后，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构建起第一个现代国际体系；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签署的《维也纳条约》，使维也纳体系应运而生；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来构建全球秩序；二战后的《雅尔塔协定》则为现行国际秩序确立了基本框架。 如今，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面临复杂风险挑战，但一方面，这不是西方一些舆论鼓噪的所谓战后秩序“坍塌”“终结”，解决方式也不是拆解破坏和推倒重来，而是通过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增强现有制度和规则的代表性、包容性，使其契合世界格局演变与发展的最新现实。 另一方面，以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甚至战争冲突“重塑秩序”的老路走不通了。从现实层面来看，当今世界已处于核武器时代，“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成为国际普遍共识。2022年，五核国领导人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就特别重申了这一点。从文明发展角度来看，已经进入21世纪的人类也更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亟需摒弃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向着合作共赢和命运与共大步迈进。 就此而言，世界要想延续“和平红利”，就需围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凝聚共识，在此基础上谋求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国际秩序变革贡献中国智慧，为世界注入难能可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