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g1ivV4QTN作者:房迪 廉德瑰 陈友骏opinion.huanqiu.comarticle环球圆桌对话:日本右翼图谋“战时备胎”,注定碰壁/e3pmub6h5/e3pr9baf6编者按: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所谓“周边威胁”、鼓吹作战体系转型等,还宣称要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打着这种幌子,高市政府加紧对外军事勾连。但那些对象国家真的会当日本“战时备胎”吗?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房 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廉德瑰: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友骏: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想偷换概念遮掩扩军本质房迪日本防卫省刚刚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其中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事实上,当前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到底使用“新型作战方式”还是“新型防御方式”的措辞,存在一定争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一些政客试图推动用“防御”替代“作战”,并将“新型防御方式”上升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方向。那么,究竟何为“新型防御方式”?它与日本当前反复提及的“新型作战方式”有何区别?真正目的又是什么?根据日本官方的一些描述,所谓“新型防御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利用人工智能(AI)提升自卫队情报分析、态势研判以及指挥决策能力;二是大规模装备和运用无人机,以提高应对“数量优势”型作战模式的能力,并降低人员投入和伤亡风险;三是强化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以及远程无人机运用能力,以应对来自远距离的“攻击威胁”。 日本政府声称,“新型防御方式”旨在回应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并坚持“专守防卫”原则。但其越是狡辩,越暴露出心虚的一面。结合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的发展轨迹以及“新型防御方式”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一概念绝非“防御”,而是强军扩武、谋求对外用兵的一环,事实上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新型防御方式”与当前日本描述国际军事行动时使用的“新型作战方式”并无本质区别。二者依托的都是包括AI赋能指挥控制、无人作战体系建设、防区外打击能力等军事能力建设。无论在日本《防卫白皮书》还是防卫省近年来的预算文件中,这些能力都被频繁提及。一些日本政客之所以想更改相关措辞,转换成更容易让日本社会以及外界接受的表达,实际目的是想为扩军备战、突破“专守防卫”打掩护。这种操作,与之前日本政府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称“反击能力”,是同样的伎俩。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不久前在回应“新型作战方式”与“新型防御方式”的区别时,也被迫承认这一点。他的套路还是先渲染所谓“周边威胁”,然后再诉诸日本民众“理解”,降低国内政治阻力,声称“为了使广大国民更加准确、直观地理解这一战略构想,我近期开始采用‘新型防御方式’这一提法。”可见,“新型防御方式”这一概念背后藏着一套以坚持“专守防卫”为掩护、为右翼“再军事化”操作争取社会接受的叙事套路。一方面,为了规避日本“和平宪法”的束缚,日本政府将自身军事作战能力建设包装成“防卫”的延伸范畴,而尽量不公开以“作战”作为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作战”与“防御”在社会认知中的意涵截然不同。“作战”容易使公众联想到主动出击、军事扩张甚至战争,“防御”则更容易与自我保护、被动应对等联系起来。日本右翼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叙事,在日本民众乃至国际上引发“共鸣”和同情,从而达到降低扩军备战阻力的效果。综上所述,所谓“新型防御方式”本质上并非什么新概念,而是日本政府的又一次蓄意包装。当前,日本政府正试图借助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加快防卫政策调整,并谋求提前对标北约等实现防卫费占GDP3%—3.5%的目标。然而,与防卫预算持续扩张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物价持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民众生活成本和经济压力不断加重。日本社会正在加快走向“经缩军膨”的扭曲局面。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再次试图搞偷换概念的把戏,只会进一步暴露日本右翼持续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意图。加紧对外军事勾连廉德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并声称将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在此之前,高市政府已经打着“以经济安保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幌子,加大军事安保外交力度,其中包括广泛游说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推进强军扩武、重构联盟体系和鼓噪“三海联动”等。事实上,日本早就按捺不住冲动,近年来不断以渐进方式提升自卫队实力,想方设法为“再军事化”扫除“障碍”。比如,2023年年底,日本决定利用美国许可生产“爱国者”导弹,为此需要取消武器出口“五类”限制。到了今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便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方针,取消“五类”限制,不但为生产导弹扫清技术与法律障碍,还为杀伤性武器出口开了绿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近年来增加防卫费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动作越来越大。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本防卫省再次使用对标他国的叙述方式,就被广泛认为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另外,早在2024年开始,日本就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新式隐形战机。迄今为止,日本已经为此投入5041亿日元,2026年还要追加约1698亿日元,总额达到6739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加快军事安保外交和勾连,试图重构同盟或“准同盟”体系。在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背景下,日本声称要发挥“中等强国”作用,继续打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澳签署合作生产军舰的协议,今年高市专门访问澳大利亚,都是意在推动两国形成某种“准同盟”关系。到今年7月为止,高市上任以来已经访问了“四边机制”其他3个国家。其实,“四边机制”目前因美国推进意愿不强、美印关系紧张等原因声势渐弱,但日本试图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安全合作,为此还向印度提供大规模投资。另外,日本分别与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这实际上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作为挑动对抗、捏合“小圈子”“小集团”的手段,日本再次试图鼓噪所谓“三海联动”。在东海,日本利用钓鱼岛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最近在九州熊本县部署了12式地对舰导弹,旨在增强日本的“反击能力”。在台海,高市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一系列涉台错误言行给“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在南海,日本决定向菲律宾出口自卫队退役军舰,强化菲律宾的军事力量。不久前,日本又与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试图为2016年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裁决”站台,并攻击中国在南海的依法维权行动。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历史上犯下累累罪行。现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又在试图借尸还魂,故伎重演,借着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一边进行各种自我军事松绑、强军扩武,一边加大对外军事勾连、构建美国之外的所谓“准同盟”。对于高市政府不思悔改,妄图走军国主义老路,曾经饱受日本殖民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应提高警惕。“志同道合”?互为棋子陈友骏日本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后召开的特别国会于7月25日闭幕,针对首相高市早苗的批评随即在日本舆论场发酵。一些媒体发文,直指高市凭借自民党压倒性的席位优势,强推一系列基于自身右翼立场并且引发舆论分歧的政策,而将应对物价上涨等民生关切置于不顾。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计划在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便为增加防务费用铺路,甚至伺机打破“无核三原则”……高市内阁种种操作的一个共性,被认为是具有“回归战前时代”逆流的浓厚色彩。事实确实也是如此。高市早苗提出的口号是“使日本列岛更为强大、更为繁荣”,实际上与日本战前的“富国强兵”遥相呼应。上台近一年来,高市政府推动一系列强军扩武、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并架空日本“和平宪法”的动作,同时对外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军事勾连。对于日本政府明显加大与美国以外一些国家的安保和军事合作,日本舆论早有关注,普遍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在自我军事松绑、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同时,也在“担心”日本作为狭长列岛,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就难有回旋余地,于是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加强安保联系,为日本拓展“战时后方”和回旋空间。与此同时,这种合作也被认为便于日本右翼向海外扩散军事影响,甚至直接海外用兵。为给拓展所谓“战略纵深”寻找借口,日本政府及其背后的右翼势力很早就开始了一系列渲染和“铺陈”,一方面,不断加大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的鼓噪,打着“防卫”的幌子在西南诸岛加大进攻性武器的部署,以构建“反击能力”或最近新提出的“新型防御方式”等为由头,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另一方面,日本右翼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挑动或制造地区矛盾。早在2023年,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项目,这是战后日本首个可以直接对外输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机制,标志着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之后,日本“再军事化”动作进一步增多,对外军事安保勾连不断升级,从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到向菲律宾出售更多军事装备,再到更大频次、更加深入地参与美国同盟体系下的各种联合军演、巡航等行动。另外,对外军工产业合作,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对内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对外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突破口。对内,日本右翼加紧鼓噪强化军工生产,毫不讳言要“跟上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形式”。日本政府不仅大力扶持传统防卫产业,还将目光投向与无人机、人工智能(AI)等相关的所谓“第二防卫产业”“新型防御方式”等。对外,通过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推动日本企业更大程度地嵌入西方军工供应链,试图借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提供“合法性”。正是通过以上这些内外层面操作,日本右翼加速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既然连日本国内舆论都清楚右翼势力竭力对外拓展军事安保合作,意在拓展日本“战略纵深”,说白了就是给对外发动战争寻找“垫背的”甚至“炮灰”,为何那些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依然做出某种程度的迎合姿态?“美国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在新一轮全球战略调整中,美国逐渐将防御和总体战略重心转向美国本土和西半球,在亚太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和疏远盟友之势,导致一些地区盟友焦虑心态上升。当日本试图将相关国家作为潜在的“战时备胎”时,那些在军事安保层面为日本“背书”的国家,事实上也在盘算将日本作为“跳板”或“棋子”,一方面为其介入亚太事务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为间接性地博取华盛顿的“青睐”。就此而言,日本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构建的一些“准同盟”,事实上是一种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的关系。1785951731232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肖山环球时报178596956327911[]{"email":"weishaopu@huanqiu.com","name":"魏少璞"}
编者按: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所谓“周边威胁”、鼓吹作战体系转型等,还宣称要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打着这种幌子,高市政府加紧对外军事勾连。但那些对象国家真的会当日本“战时备胎”吗?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房 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廉德瑰: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友骏: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想偷换概念遮掩扩军本质房迪日本防卫省刚刚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其中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事实上,当前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到底使用“新型作战方式”还是“新型防御方式”的措辞,存在一定争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一些政客试图推动用“防御”替代“作战”,并将“新型防御方式”上升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方向。那么,究竟何为“新型防御方式”?它与日本当前反复提及的“新型作战方式”有何区别?真正目的又是什么?根据日本官方的一些描述,所谓“新型防御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利用人工智能(AI)提升自卫队情报分析、态势研判以及指挥决策能力;二是大规模装备和运用无人机,以提高应对“数量优势”型作战模式的能力,并降低人员投入和伤亡风险;三是强化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以及远程无人机运用能力,以应对来自远距离的“攻击威胁”。 日本政府声称,“新型防御方式”旨在回应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并坚持“专守防卫”原则。但其越是狡辩,越暴露出心虚的一面。结合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的发展轨迹以及“新型防御方式”的具体内容来看,这一概念绝非“防御”,而是强军扩武、谋求对外用兵的一环,事实上是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新型防御方式”与当前日本描述国际军事行动时使用的“新型作战方式”并无本质区别。二者依托的都是包括AI赋能指挥控制、无人作战体系建设、防区外打击能力等军事能力建设。无论在日本《防卫白皮书》还是防卫省近年来的预算文件中,这些能力都被频繁提及。一些日本政客之所以想更改相关措辞,转换成更容易让日本社会以及外界接受的表达,实际目的是想为扩军备战、突破“专守防卫”打掩护。这种操作,与之前日本政府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称“反击能力”,是同样的伎俩。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不久前在回应“新型作战方式”与“新型防御方式”的区别时,也被迫承认这一点。他的套路还是先渲染所谓“周边威胁”,然后再诉诸日本民众“理解”,降低国内政治阻力,声称“为了使广大国民更加准确、直观地理解这一战略构想,我近期开始采用‘新型防御方式’这一提法。”可见,“新型防御方式”这一概念背后藏着一套以坚持“专守防卫”为掩护、为右翼“再军事化”操作争取社会接受的叙事套路。一方面,为了规避日本“和平宪法”的束缚,日本政府将自身军事作战能力建设包装成“防卫”的延伸范畴,而尽量不公开以“作战”作为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作战”与“防御”在社会认知中的意涵截然不同。“作战”容易使公众联想到主动出击、军事扩张甚至战争,“防御”则更容易与自我保护、被动应对等联系起来。日本右翼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叙事,在日本民众乃至国际上引发“共鸣”和同情,从而达到降低扩军备战阻力的效果。综上所述,所谓“新型防御方式”本质上并非什么新概念,而是日本政府的又一次蓄意包装。当前,日本政府正试图借助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加快防卫政策调整,并谋求提前对标北约等实现防卫费占GDP3%—3.5%的目标。然而,与防卫预算持续扩张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物价持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民众生活成本和经济压力不断加重。日本社会正在加快走向“经缩军膨”的扭曲局面。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再次试图搞偷换概念的把戏,只会进一步暴露日本右翼持续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意图。加紧对外军事勾连廉德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并声称将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在此之前,高市政府已经打着“以经济安保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幌子,加大军事安保外交力度,其中包括广泛游说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推进强军扩武、重构联盟体系和鼓噪“三海联动”等。事实上,日本早就按捺不住冲动,近年来不断以渐进方式提升自卫队实力,想方设法为“再军事化”扫除“障碍”。比如,2023年年底,日本决定利用美国许可生产“爱国者”导弹,为此需要取消武器出口“五类”限制。到了今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便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方针,取消“五类”限制,不但为生产导弹扫清技术与法律障碍,还为杀伤性武器出口开了绿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近年来增加防卫费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动作越来越大。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本防卫省再次使用对标他国的叙述方式,就被广泛认为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另外,早在2024年开始,日本就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新式隐形战机。迄今为止,日本已经为此投入5041亿日元,2026年还要追加约1698亿日元,总额达到6739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加快军事安保外交和勾连,试图重构同盟或“准同盟”体系。在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背景下,日本声称要发挥“中等强国”作用,继续打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澳签署合作生产军舰的协议,今年高市专门访问澳大利亚,都是意在推动两国形成某种“准同盟”关系。到今年7月为止,高市上任以来已经访问了“四边机制”其他3个国家。其实,“四边机制”目前因美国推进意愿不强、美印关系紧张等原因声势渐弱,但日本试图强化与印度的军事安全合作,为此还向印度提供大规模投资。另外,日本分别与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这实际上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作为挑动对抗、捏合“小圈子”“小集团”的手段,日本再次试图鼓噪所谓“三海联动”。在东海,日本利用钓鱼岛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最近在九州熊本县部署了12式地对舰导弹,旨在增强日本的“反击能力”。在台海,高市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一系列涉台错误言行给“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在南海,日本决定向菲律宾出口自卫队退役军舰,强化菲律宾的军事力量。不久前,日本又与其他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试图为2016年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裁决”站台,并攻击中国在南海的依法维权行动。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历史上犯下累累罪行。现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又在试图借尸还魂,故伎重演,借着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一边进行各种自我军事松绑、强军扩武,一边加大对外军事勾连、构建美国之外的所谓“准同盟”。对于高市政府不思悔改,妄图走军国主义老路,曾经饱受日本殖民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应提高警惕。“志同道合”?互为棋子陈友骏日本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后召开的特别国会于7月25日闭幕,针对首相高市早苗的批评随即在日本舆论场发酵。一些媒体发文,直指高市凭借自民党压倒性的席位优势,强推一系列基于自身右翼立场并且引发舆论分歧的政策,而将应对物价上涨等民生关切置于不顾。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计划在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便为增加防务费用铺路,甚至伺机打破“无核三原则”……高市内阁种种操作的一个共性,被认为是具有“回归战前时代”逆流的浓厚色彩。事实确实也是如此。高市早苗提出的口号是“使日本列岛更为强大、更为繁荣”,实际上与日本战前的“富国强兵”遥相呼应。上台近一年来,高市政府推动一系列强军扩武、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并架空日本“和平宪法”的动作,同时对外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军事勾连。对于日本政府明显加大与美国以外一些国家的安保和军事合作,日本舆论早有关注,普遍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在自我军事松绑、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同时,也在“担心”日本作为狭长列岛,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就难有回旋余地,于是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加强安保联系,为日本拓展“战时后方”和回旋空间。与此同时,这种合作也被认为便于日本右翼向海外扩散军事影响,甚至直接海外用兵。为给拓展所谓“战略纵深”寻找借口,日本政府及其背后的右翼势力很早就开始了一系列渲染和“铺陈”,一方面,不断加大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的鼓噪,打着“防卫”的幌子在西南诸岛加大进攻性武器的部署,以构建“反击能力”或最近新提出的“新型防御方式”等为由头,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另一方面,日本右翼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挑动或制造地区矛盾。早在2023年,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项目,这是战后日本首个可以直接对外输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机制,标志着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之后,日本“再军事化”动作进一步增多,对外军事安保勾连不断升级,从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到向菲律宾出售更多军事装备,再到更大频次、更加深入地参与美国同盟体系下的各种联合军演、巡航等行动。另外,对外军工产业合作,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对内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对外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突破口。对内,日本右翼加紧鼓噪强化军工生产,毫不讳言要“跟上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形式”。日本政府不仅大力扶持传统防卫产业,还将目光投向与无人机、人工智能(AI)等相关的所谓“第二防卫产业”“新型防御方式”等。对外,通过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新一代战机,推动日本企业更大程度地嵌入西方军工供应链,试图借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提供“合法性”。正是通过以上这些内外层面操作,日本右翼加速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既然连日本国内舆论都清楚右翼势力竭力对外拓展军事安保合作,意在拓展日本“战略纵深”,说白了就是给对外发动战争寻找“垫背的”甚至“炮灰”,为何那些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依然做出某种程度的迎合姿态?“美国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在新一轮全球战略调整中,美国逐渐将防御和总体战略重心转向美国本土和西半球,在亚太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和疏远盟友之势,导致一些地区盟友焦虑心态上升。当日本试图将相关国家作为潜在的“战时备胎”时,那些在军事安保层面为日本“背书”的国家,事实上也在盘算将日本作为“跳板”或“棋子”,一方面为其介入亚太事务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为间接性地博取华盛顿的“青睐”。就此而言,日本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构建的一些“准同盟”,事实上是一种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