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峥：在“反向李约瑟之问”中看懂中国科技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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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最近一段时间，王虹、邓煜两位中国青年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DeepSeek等中国大模型在全球开发者生态中影响力持续扩大，宇树科技继续推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进入现实场景……数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分别位于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先进制造的不同位置，却在几乎同一时间呈现中国青年科技人才集中涌现的景象。这种变化让人联想起早年间两个著名的命题：一个是“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世界级创新人才；另一个是“李约瑟之问”，即中国古代长期拥有领先的科学技术，为何现代科学革命却没首先发生在中国。如今，中国正在以不断涌现杰出人才和科技成就，回答这些疑问。一些国际媒体甚至发出“反向李约瑟之问”，即一个近代长期处于科技追赶位置的中国，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重建现代科技体系，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学和新能源等诸多领域创造领先优势。“反向李约瑟之问”打破旧叙事问题的变化，背后往往是认识的变化。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不只是面对外部“卡脖子”时的应急安排，而是旨在不断创造崭新科技成就的长期战略。在这一战略引领下，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工程开发、制造体系、企业创新和市场应用等正在形成更加紧密的关联与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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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约瑟之问”是一个关于中国科技历史命运的追问。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他发现，中国在天文、数学、农学、医学、冶金、机械和水利工程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知识，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现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这一提问改变了很多人观察中国科技史的基本方式，使他们的研究视角从具体发明进入知识生产、社会结构和制度组织等层面。后来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这一问题。这些解释没有形成唯一答案，却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现代科学不是若干技术发明的简单叠加。它需要稳定的“科学共同体”，需要大学、实验室、学术出版和同行交流，需要社会为探索未知提供时间、资源和制度空间，也需要产业与市场不断提出问题，如此等等。后来，这个复杂的历史命题在一些西方叙事中被不断简化。中国近代一段时期形成的科技差距，被升级为东西方文明差异。西方被描述为擅长理论和原创，中国则被描述为擅长实用和模仿。李约瑟原本用于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反而成为一些人证明西方科技优势持久性的依据。如今，“反向李约瑟之问”的出现，说明这种旧叙事已经难以解释新现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和科研基础相对薄弱。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规模生产，是那个阶段的现实路径。几十年后，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科技发展的路径也由单向引进技术，转向引进、吸收、改进和原创探索同步推进。“反向李约瑟之问”关注的不再是中国为何错过近代科学革命，而是中国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建立现代科技能力，成为知识、技术和产业方案的提供者。这一问题表明，科技能力不是某一种文明天然拥有的“永久财产”，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长期积累进入前沿。一个国家过去领先，并不意味着天然拥有未来；一个国家一度落后，也不意味着只能永远追随。中国科技质变何以成为可能新一轮技术革命为中国科技发展模式转变提供了历史性窗口。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机器人、新能源和先进制造正在加速相互融合。人工智能可以加快药物研发，也可以训练机器人；先进制造为科研仪器、芯片和智能终端提供支撑；产业需求不断向基础研究提出新问题。中国拥有完备制造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数量庞大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些条件过去更多服务于规模化生产，今天则逐步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基础。新技术可以较快找到零部件、供应商、生产线和试验场景，实验室成果可以快速进入企业，企业遇到的问题又可以反馈给科研人员。由此，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形成良性循环。基础研究提出新的原理和方法，工程开发把知识转化为产品，规模应用推动成本下降，市场反馈再促进下一轮研发……这一循环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科技生态开始由追赶型创新转向体系化创新。科技自立自强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更加稳定的方向和目标。它强调关键技术和环节需要具备自主能力，科研和产业体系需要保持韧性。科技自立自强不等于排斥国际合作，也不要求所有技术都由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而是要求在开放合作中拥有选择权，在外部环境变化时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科技的误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依然一味地用“追赶”来理解中国。长期以来，西方舆论使用“模仿”“补贴”“技术转移”甚至“非正当竞争”等话语解释中国科技进步。但这套解释显然无法覆盖今天中国科技发展的全部事实。模仿可以帮助后来者缩短早期差距，却无法长期支持基础数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机器人等多个前沿领域同时取得突破。产业政策可以引导资源投入方向，但不能自动产生高水平科研成果、复杂工程体系和全球开发者的认可。客观事实是，中国的科技成就和能力提升来自数十年来的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扩展、科研投入、产业积累和人才成长机制。它包含国家战略和公共投入，也伴随着市场竞争、个人选择和诸多挫折。把中国科技进步全部归因于所谓“非正当竞争”，也会削弱西方自身的判断力，使他们忽视自身面临的制造能力下降、工程人才不足、科研成果转化缓慢等问题。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启示中国的科技发展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和可能。目前，不少发展中国家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类似，处在全球科技体系的边缘。它们提供资源和市场，购买昂贵的药品、设备和软件，优秀人才又不断流向发达国家，技术依附逐渐变成产业依附和发展依附。但中国的科技发展证明这种位置并非永久固定。一个国家可以从教育、基础设施、制造业等领域起步，通过长期投入积累工程能力，再逐步向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延伸。每个国家条件不同，中国发展道路不能简单复制。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可以通过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自身能力，进而参与全球知识创造。中国对全球科技发展的贡献，也正在由产品供给向能力供给拓展。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新能源、通信基础设施等可以帮助降低南方国家采用新技术的门槛。不少国家需要的是价格可承受、性能可靠、能够本地部署和维护的技术，而这正是中国的强项。更加多样的全球技术供给，有助于降低现代化成本，也有助于减少少数国家和企业对关键科技资源的垄断。从“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到“反向李约瑟之问”，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逻辑正被重新书写。三个命题构成一条完整的历史链条：曾经为什么失去领先，后来为什么缺少杰出人才，今天为什么能重新跻身前沿。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带来的质变，也可以从这个链条中得到理解。它不只在于某一项排名暂时超过谁，也不只在于某一家企业突然受到关注，而是体现在一个国家逐步形成持续内生性创新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稳定、宽松和有耐心的科研环境。在此过程中，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相互支撑。“李约瑟之问”留下对历史的反思，“钱学森之问”提出对人才的期待，“反向李约瑟之问”则展示了中国科技重新出发的现实。三大历史性命题最终汇聚到同一个答案，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科技未来，取决于其是否尊重知识、珍视人才、保持耐心，并把个人创造力与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充满活力、开拓进取的有机整体。（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研究员）</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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