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翔：中期选举后，美国经济政策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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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导读：中期选举结果未必意味着美国选民否定产业振兴和经济安全目标，却凸显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成本。对白宫而言，未来两年的施政重点将是如何在延续既有政策取向的同时，回应生活成本、投资预期和增长质量问题 中期选举令民主党赢得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美国将从2027年1月起进入白宫与国会由不同政党控制的格局。这不仅改变了未来两年美国经济政策的形成条件，也将影响全球市场对美国财政、贸易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判断。 从经济角度看，中期选举传递了两层信号：美国经济仍具有增长和创新能力，但物价、财政及对外冲突的成本，正加速转化为国内政治压力；白宫通过立法推进政策的空间明显收窄，但其在关税、监管和外交等领域依然掌握不小的行政权限与主动性。 经济议题重新划定华盛顿施政重点 此次中期选举反映出美国宏观经济表现与居民感受之间的落差。就业与企业盈利支撑增长，却未必能改善家庭的经济感受。选前，生活成本已经成为选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美国外交关系协会10月的分析指出，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汽油涨价对当月物价上升影响突出。选举民调也显示，食品、住房、医疗和能源开支持续影响民众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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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美国政府将关税、制造业回流、移民限制和对外强硬相联系，强调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但当这些政策与高物价、企业成本上升以及能源供应冲击相叠加时，民众评判的标准最终仍会回到收入购买力和日常支出。尤其是美以伊战事引发的油价压力，使外交政策的成本直接进入美国的经济政治循环。 中期选举结果未必意味着选民否定产业振兴和经济安全目标，却凸显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成本。对白宫而言，未来两年的施政重点将是如何在延续既有政策取向的同时，回应生活成本、投资预期和增长质量问题。 国会控制权变化，改变经济政策实施方式 民主党同时控制国会两院后，白宫推动新一轮大规模减税、扩大支出及其他需要国会立法支持的政策，将面临更高的谈判成本。众议院掌握拨款与监督的重要杠杆，参议院还对重要人事任命拥有确认权。两党在财政、医疗补贴、金融监管和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的争论，可能由政策理念分歧转变为具体预算和立法交易。 但分立政府并不必然导致经济政策停摆。总统仍拥有否决权，并可在现行法律授权下运用行政令、监管裁量、外交谈判及“232”“301”条款等贸易限制工具。这些工具受到国会监督、司法审查和市场反馈影响，但行政部门仍可主动决策。由此，立法层面的扩张可能减速，行政层面的政策调整反而可能更加频繁。此时，关注政策渠道的变换以及如何变换比笼统判断白宫政策将转向温和或强硬更加重要。 财政领域尤其值得关注。美国赤字和债务付息压力已是长期问题，府院分立可能压缩新增财政刺激的空间，也可能使政府拨款和未来的债务上限谈判更加艰难。市场不能仅把减少支出理解为利好：短期财政收缩可能影响需求，而围绕政府关门和偿债安排的政治博弈又可能推高风险溢价。美联储政策不会因选举结果直接改变，但参议院任命权变化及国会监督将影响货币政策所处的制度环境。高债务、高利率与政治不确定性并存，将继续考验美国财政金融协调能力。 产业政策也将受到影响。取得大胜的民主党，其内部虽然就“对华竞争”的力度存在分歧，但在支持美国先进制造业、关键技术和供应链韧性方面与共和党部分派系立场相近。11月初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对民主党未来外交路线作出分析，中间派倾向于延续产业政策和技术竞争，其他派系则强调就业、分配和技术安全。因而，产业政策的工具、监管方式与利益分配可能会改变，但美国难以迅速回到过去以自由贸易为主的政策模式。 通过三条路径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未来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变化可能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影响全球经济。 其一是贸易与产业链渠道。总统仍可运用现有贸易工具，但国会在新授权、产业补贴和对外投资规则上拥有影响力。中美之间既可能出现务实谈判的空间，也可能因关键技术、汽车和矿产供应链问题出现新的摩擦。对于美国盟友而言，期待关税政策全面回撤并不现实，跨境企业需要继续承担规则变化和供应链调整成本。 其二是美元和金融市场渠道。财政谈判、国债发行预期、通胀走势与美联储政策，将共同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走势。当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债券市场波动可以迅速传导至新兴经济体的汇率、融资成本和跨境资本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出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对人工智能资产重估、主权债收益率冲击和网络安全事件三类风险发出提示。这些潜在脆弱性与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相互叠加，值得警惕。 其三是能源与地缘经济渠道。美以伊战事对油价、航运和通胀预期的影响，已说明美国对外政策的成本并不限于战场或外交关系。美媒有观点认为，国内政治受挫可能令白宫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外交领域；但也存在相反的制约因素，高能源价格和战争成本削弱了继续升级冲突的国内支持。因此，比简单预测白宫未来是否会更强硬更重要的，是观察能源价格、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和外交谈判之间的相互作用。 民主党虽然赢得新一届国会控制权，但新国会要到明年1月3日才开始任期。在此之前，仍由共和党主导的现任国会将进入选后“跛脚会期”。这不是权力真空，而是过渡期。这个窗口有明确的财政期限。目前维持联邦政府运转的临时拨款将于12月11日到期，2027财年的正式拨款、国防授权及部分项目延期安排仍需处理。共和党可能希望在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前敲定部分优先议程，民主党则可利用议事规则和必要法案谈判争取政策条件。是否出现新的临时拨款、综合性支出协议，或围绕债务上限与国防开支的安排，将影响明年财政政策的起点。 展望未来两年，美国经济政策在对外贸易、科技和安全领域的行政行动仍有较大空间。一部分政策不确定性因制衡而下降，另一部分则因权力竞争而上升。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既要关注贸易限制、能源冲击和可能的金融市场调整，也要看到美国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沟通与合作机会。（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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