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亮：日本不会甘心做美国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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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短期和表面上“亲美”“倚美”，背后却藏着长期未曾消解的“怨美”和日益加剧的“疑美”，这样一个逐渐“走向成人状态”的日本，势必会让华盛顿更多一些思量和权衡 日本艺术家村上隆曾以美国二战期间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小男孩”作为隐喻，将战后日本描绘成在美国保护和影响下的“小男孩”，可爱、顺从。但如今，随着日本加快推进“再军事化”等一系列右翼政治议程，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日本“变了”。近日一家英媒就发文称，过去那个美国的“小男孩”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日本“正在走向一种更加强硬的成年形态”。这不仅引发周边国家不安，对其“盟友”美国也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日美同盟发生微妙转型 回顾日美同盟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可知，日本长期有着“不甘久居华盛顿之下”的一面。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实行占领，并将其打造成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战略前哨。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赋予美国在日驻军等权利，日美同盟正式形成。但在一些日本人看来，这是以条约形式确认了美国对日主权限制和驻军权利，对日本“不公平”“不平等”。1960年，在日本时任首相岸信介要求下，日美签署新版安保条约，删除旧版本中驻日美军可以平定日本“内乱”的条款，同时更加强调“对等”和“相互义务”，算是在法律层面稍微提升了一点日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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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纵观二战后直至冷战时期，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始终存在，“美主日从”框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1983年，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谈到日美同盟时，提出美国是“矛”、日本是“盾”的说法。这也基本符合当时日美两国在同盟关系中的角色分工。在“和平宪法”以及“专守防卫”原则的规制下，日本自卫队的防卫范围仅限于日本本土及其周边海域，不得介入域外安全事务。 不过，以2014年为标志性节点，日美同盟这种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包括修改安保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操作，谋求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到了2014年，安倍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宪法解释，规定日本自卫队在盟国遭到攻击时可以行使武力，事实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在此过程中，美国对日本政府在军事上的自我松绑总体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随着日本不断侵蚀和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美同盟在角色分工上出现微妙转型。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引入所谓“反击能力”概念，安保政策“由守转攻”。与此同时，日美军事整合与联合军演不断，持续提升装备互操作性和联合作战水平，以往的美“矛”日“盾”角色分工，逐渐向日本在进攻端发挥更大作用的形态转变。 与此同时，日美军事同盟覆盖范围不断外扩。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基础上，日本将自卫范围扩展至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乃至国际冲突支援层面。2015年，日美颁布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赋予日本自卫队更大活动范围与交战权限，并突出同盟的“全球性质”，允许日本自卫队在全球范围内支援美军。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美就开始寻求将两国防务合作中的“日本有事”扩展为“周边有事”，并刻意模糊这一说法的地理边界。这为近年来日本右翼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提供了借口，并给亚太和平与稳定带来更多破坏性因素。 东京和华盛顿各有盘算 在同盟关系演进过程中，东京和华盛顿各有盘算。二战刚结束时，美国主导下的盟军占领当局原本计划要对日本进行较为深入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包括撤销日本军事机构、按照东京审判进行更为彻底的战后清算等等。但冷战旋即开始，清算计划半途而废，美国对日政策开始服务于华盛顿的冷战考量，从“削弱”转为“扶持”，寻求将日本打造成西太平洋上“不沉的航母”。之后，美国对于日本突破国内“和平宪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种种言行总体予以纵容。美方这样做的意图显而易见，既要让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包括对华围堵遏压中作出更大“贡献”，又自认为能够继续把缰绳稳稳握在自己手里，保持在美日同盟中的主导性地位。 东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心路历程”更加复杂。一方面，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在轻军备、重经济的“吉田路线”下快速进行经济重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加强对美协调，把安全责任交给美国；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并逐渐转向右翼保守性质的“岸信介路线”后，日本依然紧密绑定美国，为其重整武装、谋求所谓“国家正常化”寻求外部掩护。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在官方表述中长期强调《日美安保条约》是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希望美国保持在亚太的力量存在。 但另一方面，日本自战后初期开始就一直有在同盟框架内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诉求，日本右翼更是长期对美国原子弹轰炸和实际的“占领者”身份怀有怨念。美国长期驻军、冲绳基地问题以及《日美地位协定》赋予美军特权等等，都让日本国内积累了大量不满。在被美国主导和利用的同时，日本也在加快强军扩武、寻求“政治大国”地位，通过多种途径追求对美“平权”甚至摆脱华盛顿的束缚。 尤其近年来，美国加快全球战略调整，在亚太打着“拒止防御”和“灵活现实主义”等旗号进行力量布局调整，逐步从“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收缩回撤，将日本等地区盟友推向前沿位置；同时要求相关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包括要求对方分担更多防务费用、大幅提高防务开支在GDP中的占比等等。这使日本对美国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剧，“疑美”和“怨美”情绪交织累积。 “同盟悖论”进一步加剧 当一些西方媒体开始探讨“一个走向成人状态的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时，它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日本不断推动“再军事化”、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对华盛顿来说同样存在。在日本“疑美”“怨美”情绪累积的背景下，日美同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已埋下的“同盟悖论”加速显现。 美国作为同盟中的大国，希望最大限度利用日本但又提防被拉下水，被迫卷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冲突。无论冷战时期转向对日扶持，还是冷战结束后不断放任日本一步步摆脱内外约束，美国自恃的一个前提，就是能在这对同盟关系中保持支配性地位，确保日本不会偏离华盛顿的战略轨道，把日本固定在“棋子”的位置为华盛顿所用。但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更加冒进，加紧扩军备战甚至蓄意挑动事端，连很多美国人都对华盛顿能否继续握紧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缰绳心存疑问。 较之过去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如今日本右翼的诉求和言行已演变成一套机制化的军国主义复辟路径。过去，日本一些政客在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同时，对于处理对华关系总体保持审慎。但随着高市早苗政府上台，日本右翼推动修宪扩军更加猖獗，不仅已事实上全面放开进口型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还谋求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突破“无核三原则”，通过引进核潜艇来触碰核红线，同时还加大对华挑衅，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低谷。 尽管日本长期以来对美心存不满并且寻求“平权”和自主，但短期而言，作为同盟中弱势一方的日本依然存在“被抛弃”的焦虑和担忧，希望通过维持对美绑定来为自己背书。无论是为对美邀功、拉紧美国，还是为了自己“再军事化”寻找借口，日本右翼都加大了对“中国威胁”的渲染鼓噪，甚至发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干涉中国内政的危险言论。但很显然，日本越是激进冒险，美国对于无法勒住缰绳甚至被卷入的担忧也就越强。 短期和表面上“亲美”“倚美”，背后却藏着长期未曾消解的“怨美”和日益加剧的“疑美”，这样一个逐渐“走向成人状态”的日本，势必会让华盛顿多些思量和权衡。毕竟，国际上有关美国纵容日本右翼终将“养虎为患”“遭遇反噬”的讨论，一直就没停过。（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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