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卫列：一年减排一个“巴西”，中国技术是转型“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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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一年减掉一个‘巴西’”并非对中国出口清洁能源设备减排贡献的夸张想象。这份贡献源于中国对技术的长期重视和“世界工厂”的地位。对于全球南方国家，产品不仅要“买得起”“买得到”，还要“用得上”。这正是今年“落实的COP”所期望的 “一年减掉一个‘巴西’”？这不是夸张性的修辞。总部位于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最新分析表明，2026年中国出口的清洁能源设备（如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预计可减少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约占中国以外地区年度排放量的近2%。这一减排规模接近巴西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25年约为5亿吨）。中国自提出“双碳”目标以来，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已延伸到中国以外的减排行动，光伏、电池、电动汽车等清洁技术和设备的出口，正在帮助其他国家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中国产品出口把转型工具交到发展中国家手里 上述减排估算主要根据中国“新三样”等产品的出口，测算其在海外使用后替代化石能源带来的减排效果。从使用寿命周期看，2026年中国出口的清洁能源技术产品累计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约为84亿吨，比2025年的68亿吨增长约1/4，比2024年的50亿吨增长了约2/3。今年以来中国电动挖掘机在海外市场的热销，正是这类产品拓展全球减排空间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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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限于燃油短缺，在莫桑比克莫阿蒂泽大型煤矿，10台徐工130吨级纯电挖掘机已替代了传统燃油挖机，批量开展采掘作业；在越南，上百台中国电动工程机械依托本地光伏储能配套方案，在远离主电网的矿区也能实现连续工作。不少项目方反馈，电动装备不仅大幅压低燃料开支，更直接消除了尾气排放，成为资源型国家绿色矿山转型的首选方案。在全球能源紧张叠加绿色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国产电动工程机械的海外订单持续供不应求，客观上为全球减排作出了贡献。 这种贡献，源于中国长期重视技术进步和“世界工厂”的地位。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步形成了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再到设备制造、系统集成和产品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使单位成本持续降低，供应能力大大增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有条件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清洁能源设备和产品。价格的下行也降低了全球能源转型的初始投资门槛和长期使用成本，让资金匮乏、技术条件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加入能源转型的行列。 各国能源转型的务实合作能不能推进，绕不过成本这道坎。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出口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把可负担、可部署的转型工具交到了发展中国家手里，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讨论气候行动“落实”时必须面对的现实。 全球南方需要可负担的技术 许多发达经济体的能源增长已经趋缓，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重心正转向新兴经济体。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更多的电力支撑。粗放的能源利用方式，与全球减排的要求背道而驰。继续依赖化石能源，被动承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还进一步推高碳排放。不是南方国家“不想转”，过高的初期投入让很多国家连转型的门槛都够不着。可负担的技术和设备，是全球南方国家绿色转型的“钥匙”。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测算表明，2025年中国出口的光伏组件和中间产品，组装后的总发电容量相当于436吉瓦，加上8吉瓦风电机组，按进口国的实际条件，年发电量将达到720太瓦时。2026年出口的风能和太阳能设备，每年将发电约800太瓦时，相当于约100座燃煤电厂。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出口产生的使用寿命周期内减排量，全球南方国家约占76%。这些设备正把南方国家原本“买不起、装不上”的困局，逐渐打破并实现落地。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大型光伏的平均发电成本为0.043美元/千瓦时，中国已降至0.033美元。按这一成本差测算，每发1万度电，成本可低近100美元。这一优势，来自规模化生产、技术持续改进和成熟产业链。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同一笔电网投资能够多装相当比例的组件、缩短通电周期。 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引进清洁能源技术是第一步，买到设备不等于立即用得上。真正的考验是当地的电网完不完整、储能能否跟上、运维到不到位。太阳能和风能天生有间歇的特性，没有足够的储能设施和高效的调度能力，再便宜的设备也不能带来稳定的电力输出。转型不是买几套光伏板就能完成，它需要电网改造、制度设计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同步推进。 国际能源署强调，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清洁能源投资的一大瓶颈，是高昂的资金成本。由于投资者对汇率波动、政策连续性、项目收益和偿债能力心存疑虑，这些经济体的融资成本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如果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资金成本差距缩小1个百分点，预计每年可减少约1500亿美元清洁能源融资开支。这说明光靠设备降价远远不够，国际资金支持与合作机制必须同步到位。南方国家需要在国际社会支持下扩大电力生产、补齐电网短板，把储能管理、设备运维和技术人员培训纳入长期规划。 把成本优势与融资渠道、电网承载、储能配套和本地服务能力结合起来，电力供应才能稳定，减排也才有可持续的效果。技术可得解决的是“有没有”，技术可及是让这些国家“用得起、用得上”。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的出海，正让“可及”在南方国家逐步落地。当然，还需要因地制宜的管理模式、本地化的运维体系和长期的人才培养。从“卖产品”走向“建能力”，是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出海绕不开的一步，也是全球能源转型真正落地的关键一跃。 从资金、贸易到技术协同 全球气候治理进入落实阶段，COP31被期待为“落实的COP”，聚焦气候承诺落地和气候资金机制的突破。资金能否到位、技术是不是自由流通、国际贸易体系是否开放，决定了减排承诺能否转化为实际的气候行动。近年来，美方暂停新的海上风电租赁审批，收紧风电项目许可，寻求终止风电、光伏税收优惠，提高项目审批层级。在贸易领域，提高关税、强化对华供应链限制，都抬高了清洁技术的使用成本。 政策层面的反复，压不住市场需求的增长。2026年1—9月，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3%。这说明，延缓部署和限制进口，消除不了市场对清洁能源技术的真实需求，反而抬高转型成本、拖慢转型进程。 COP31应在多边合作框架下，推动资金、贸易和技术的协同，破除与气候相关的贸易壁垒。发达国家需要解决气候资金承诺迟迟不能兑现的老问题，承担起历史责任。各国要率先减少歧视性贸易措施，让价格合理、成熟的清洁技术更多地进入市场。全球减排的当务之急，是制定促进技术流动的贸易措施，让南方国家用上更成熟、更可负担的清洁技术，这正是“落实的COP”希望各国交出的答卷。（作者是湖州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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