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话:警惕新的排外主义

《环球时报》最近刊登了几篇文章讨论中国是否需要宗教的问题,很有意义。这本是一个聚焦于“中国社会当前思想状态”的一个问题,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慕朵生先生则指出,一些学者对“宗教”及其他一些学术概念的界定,实则是充当了西方学术话语的“二道贩子”,是全盘西化的结果。使得原来的讨论有些“跑偏”,跑到了“如何对待西方学术话语”的问题上来。他主张应该回归中国的儒释道的精神轨道,摆脱西化的学术语言。依照慕先生的逻辑,实则是将已深度融合并仍在不断融合中西方思想、学术进行分离,重新强调“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对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

当然,我之所以不同意慕先生的“区分”,并非认为中西之间没有差异,恰恰相反,差异是显而易见,而且是很深刻的。然而,“客观存在的差异”与“强调其差异并加以刻意区分”是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存在着深刻、明显的差异,为了更好的发展,才应该致力于中西文化、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而不是相反。而在一些交流与融合中出现一些共用的概念,也属正常现象。

且不说“现代化”本身就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是重合的,是世界发展的普遍大势,就我们国家本身的发展来讲,近代以来,我们受益于“西方”的有多少?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当初不断吸收、借鉴来自西方的文化、理念、技术、科学等,并不断实践、不断为我所用,中国是否会发展成今天的成就?即使是亲身感受遭遇侵略的近代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对西方的学习也大量存在。而且,很多主张反对西方的民族主义者所容易忽略的、作为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来自西方吗?民族感情是一回事,客观发展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按照慕先生的逻辑,非要对一些学术概念做出区分,那么,诸如“社会”、“逻辑”、“哲学”、“市场”、“经济”、“科学”、“计算机”等等一系列我国古典话语中本不存在的现代话语,该如何转变呢?

诚如慕先生所言,中国已是世界大国。国力的强大激发出较强的民族主义情感,引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属正常,然而,比之更应出现的,则是产生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继续吸收、学习各国、各文化的长处,与世界一道,并促进世界一起进步。而不是相反。

慕先生是身在美国的学者,其实在国内,同样存在一批主张重整“国故”的人士,他们认为,中国要想取得真正的发展,必须振兴真正的中国文化,而其核心则是在国家、社会层面普遍恢复儒家伦理,使中国接上历史上已然断绝的“道统”。以笔者的有限视野,他们虽然没有像慕先生那样主张排除西式学术话语,但他们主张“复古”的心态则与慕先生有几分相似,再度将目光聚焦在恢复中国的“传统”上,而一些“不符合传统”的东西,则会受到排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似乎隐含着一种“排外”的心理。

其实,笔者并非反对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伦理的实践),而且自身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然而,振兴传统文化与排外是两个概念。我们不应为了振兴而振兴,在振兴的同时不能仅仅把目光聚焦在传统文化上,而是应该首先具有一种“现代心态”,即,将我们优秀的古典资源视为可以作为我们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而非将当前社会改造成“传统社会”。在这种心态之下,我们的振兴恰恰应是开放性的、融合性的,而非是排外性的、封闭性的。

即使是被视为极端保守的晚清思想家辜鸿铭,也提出了主张融合中西的“扩展”思想(见其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并为自己正名说,自己并非一般人所想的“排外思想家”,而是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他甚至打比方说: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歌德之间存在的差别只是“微乎其微”,“中西固无二道”。而慕先生在文中所列举的“全球伦理”,恰恰是文化间相互融合的一个典型例子,而不是相反。(作者是北京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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