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砸日本车不是爱国应以抗战史为鉴

网上太多“没头脑”和“不高兴”

中国青年报:听说你特别愿意主持余戈的新书发布会,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崔永元:我是在准备拍摄一部关于“仁安羌大捷”(记者注: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取得的重要胜利)的电影时认识余戈的。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史料,包括战役是谁指挥的、谁在一线等。第二次见面时,他又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帮我修正。

我特别欣赏他那种学者的冷静。我看过很多关于抗战的文艺作品,大家的感情色彩比较浓,浓到不太依据史实。余戈的书不同,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史实说话。

中国青年报:你曾在2010年做了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为什么对抗战那么感兴趣?

崔永元:战争对交战双方都不是好事。一个个有父母、妻子、儿女的人,就这么死了。现在我们说抗战,往往忽视了战争的残酷性,总是用文艺、抒情、浪漫主义的手法去描述战争。

我最近上网特别多,逛微博,发现“没头脑”和“不高兴”的言论基本占一半。年轻人感觉不到战争的残忍,天天鼓动跟那个打一仗、跟这个打一仗,跟打电脑游戏似的。

我们可以把日本当成对手,但一定要向对手学习好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他真正的对手。不管是作家、军事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每增加一个理性对待战争的人,就会让国家多一份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性的平台,我建议就从微博、微信开始。

中国青年报:中国人对抗战有特别厚重的情感。抗战一直是小说、电影、电视的热门题材。前段时间盛行的“抗日雷剧”,收视率还挺不错。

崔永元: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历史常识不足,不知真正的战争是怎样的。像我这一辈,从小看浪漫主义的战争片长大。那些片子讲究摆造型,一扔炸弹,就会有4个日本鬼子飞上天。后来看到美国人拍的越战,士兵被子弹击中,满脸是血。我才意识到,真正的战场是嗷嗷叫的,非常惨的。

不知道历史,就会轻易容忍“雷剧”,并且煽动非常狭隘的民族感情,比如砸日本产的车、砸中国产的日系车。大家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爱国情绪。

中国青年报:那当你了解了真正的抗战史后,觉得哪些方面对当下中国有现实意义?

崔永元:我喜欢抗战时期中国人的万众一心,“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当重庆成为陪都时,日本飞机整天来轰炸,只有在雾季因为天气原因才停。于是重庆的文艺界就有“雾季公演”,在那个时间段公演话剧——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我们还有信仰、还有追求,这多提中国人的气啊!这才是一个民族不会被灭的标志!但我们现在没把这种精神总结出来,也没传下来。

再说久远一些,甲午战争时,北洋舰队需要最好的煤,但开滦煤矿不给,好煤都让“自己人”给倒卖了。劣质煤既损伤军舰的锅炉,又减慢航速。煤矿的人难道不知道北洋水师在打仗吗?当然知道!现在我们也有类似的情况,总觉得这个事是国家的,跟自己没关系。

日本书店,中国的书有两面墙

中国青年报:你去过很多次日本,普通日本民众对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什么态度?

崔永元:日本民间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只关心眼前的事。中国经常抗议日本的教材抹去了“南京大屠杀”。其实日本有上百种教材,每个学校选用的不一样,有的有,有的没有。

大概4年前,我曾在日本见过一支游行队伍,十来个人穿着军服、扛着膏药旗,其中只有三四个是老兵,其他都特别年轻。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过去和他们聊天,说自己来自中国。年轻人一听,挺高兴。我说你们穿军服让我很不舒服,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日本侵略过中国,在中国杀人放火。年轻人就很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是被雇来参加游行的,按天领钱,并不知道日本干过那么多坏事。所以,不能把日本人都当成“鬼子”,喜欢和平的人还是大多数。

中国青年报:据说日本学者把中日之间的历史研究得特别透彻?

崔永元:真正的历史研究者,他们知道的太多了!我去日本的书店,研究中日之间战争的书,有一面墙;研究中国历史的书,也有一面墙。日本还有非常详细的连队史,从打仗时开始记录,打完后继续写。甚至2000年以后,残存的老兵还在出回忆录。

甲午战争前,日本就花了巨大精力研究中国的乡村,连村口的大树都在地图上有标记。我最近买了一大摞“日清战争”(记者注:即甲午战争)资料,有一米多高,战争中所有使用过的武器都有图录记载。

我和余戈也在国内收集过关于抗战的一手资料,很少。如果说战争年代条件不允许,没时间整理,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很多年,总该有人来整理吧。但我们仍处在抒情、喊口号的阶段,像余戈这样细致研究一场战争的书很少。

说句最难听的话,万一有一天真的又发生战争,口号和砸车肯定不如那两面墙的资料有用。

我们该向日本学什么

中国青年报:新书发布会上,余戈谈到日本人在战场上表现出的职业素质,如严谨、认真、坚忍。

崔永元:不仅在战场上,他们现在上下班也是。我在日本地铁看到的一幕特别震撼。地铁进站,乘客要下车,坐扶梯出站。日本人不是到了扶梯前才排队,而是从下车厢时就已经排成一队,一直排到扶梯口。地震时,他们在街上徒步行走,照样能把行车道让开,被训练得像机器。

这种素质的好坏很难界定。1965年,苏联导演罗姆拍摄的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一群善良的普通人为什么能在战场上迅速成为魔鬼。日本人挑起战争的能力和欲望比中国人强。比如,他们信奉天皇。我相信天皇一下令,他们马上能变成战争机器;天皇投降,他们哭一场,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中国青年报:那中国可以向日本学习哪些好的方面?

崔永元:在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时,鲁迅和内山完造(记者注:鲁迅挚友,1916年~1947年居住在中国)通信,也说中国要向日本学习。我总结不出来到底学什么,就说两个小故事。

我去看日本的柔道训练。所有人都在那玩命地练,腿受伤的队员练不了柔道,就练举重。我问教练,不练行不行;教练说,没人管,全靠自觉。

我在日本的旧书店找关于日本电影的书,年轻的店员主动过来问我要什么。我报了一串名字,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田中绢代……店员就一本一本帮我找,找不到还查电脑。这就是一个旧书店啊!你再看咱们的旧货市场,还是那种赶集式的,你一摊我一摊,要什么自个儿翻。

中国青年报: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够?

崔永元:我正在建一个电影博物馆,有很多室内装潢。还没开馆,贴上去的木条有的已经开胶了,有的地方螺丝少拧了一个,或者拧歪了。我们这种大大咧咧、无所谓、差不多就行的作风,和日本人的精细、一丝不苟,形成了天壤之别。

说个最简单的事儿,国家足球队。我们组成国家队的各个俱乐部的队员,在代表中国去踢球的时候,能不能不想钱?就一门心思想着我是代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去踢球?做不到。因为在俱乐部踢球能挣很多钱,在国家队挣不了,万一受伤了,还损失好几百万、上千万元,谁赔我呀。

所以,在余戈的新书发布会上,有这么多人周末晚上过来认真地听,还提了很多专业的问题,我特别高兴!希望这样的人能多一些,别凤毛麟角。不然组成不了一个团队、一个集体,更组成不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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