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春:西方国关理论日益陷入茫然

半个世纪前,英国思想家马丁·怀特发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从此作为一个经典引语引发国际关系研究者的持续思考。最近,美国《哈佛国际评论》刊登题为《西方的理论,全球的世界:国际理论中的西方偏见》的署名文章,虽未提及怀特,却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他的问题。

根据传统逻辑,国家间通过竞争乃至战争求得生存和发展,国际关系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当代国际关系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没什么区别,也就不存在国际关系理论。今天,我们并不怀疑带有科学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但对怀特的疑问,恐怕仍难进行具有说服力的反驳。

这也正是“偏见”一文的结论,但其逻辑是从另一个角度推导的,概括起来是,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是西方研究的产物,由于“西方偏见”错误地将有价值的非西方观点拒之门外,“非普遍性”使之无法深刻了解国际体系。现在必须为多样化的世界创立多样化的国际关系理论。虽然此文应不代表美国主流意识,但还是预示着,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不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新的世界格局渐显轮廓的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已不合时宜。起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史最初不过是欧洲史,至今也基本是欧美视角下的历史叙述。基于西方经验的“国关理论”,不仅完全由西方概念构造,也不可避免直接服务于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是将西方利益合法化、西方价值世界化、西方“话语优越性”理论化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学术霸权。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国际关系理论格局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不仅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也动摇了长期“一统天下”的西方文明。全球治理的转型,无疑会反映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上,迫使其视野不断向非西方世界扩展,从而颠覆“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这种事实上存在的理论先验。

在更深层次上,作为“关于生存”或“解决问题”的理论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由于缺乏根本的价值指引,在人类文明转折发展的十字路口,势必进一步陷入茫然。国家利益固然还是国际行为的最后语言,但在人类整体利益不断增长的今天,世界发展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命运共同体要寻找“向何处去”的方向感。这显然是西方理论难以承担的。

旧格局的解构势在必行,重要的是实现新的建构。在推进理论多元化中重塑国际关系研究,创立真正意义的全球化理论体系,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非西方理论界,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者是新华社副社长,著有《“和谐世界”理论基础探析——全球治理和目标建构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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