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度量中国地方债风险不能用“西方标尺”

从中国政府债市场甫一降生,国内外总有些声音乐此不疲地炒作、渲染中国政府债市场的风险。就在前不久,渣打、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行,再次就中国政府债市场风险发出“国际预警”。不过,这这些投行作出判断所依据的数据,是按何种统计方式获取的?它们从来不敢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笔者关注中国债市发展运营多年,从未闻中国官方公布过现有总债务的权威数据。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多年来,美欧诸多国际投行,一面使劲放大中国债市风险,唱衰中国债市,背地里却是中国债市最热衷的交易者。

中国经历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各级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债确实存在规模。但是,拿西方债务市场的风险度量标尺,粗暴地断言中国地方政府将陷入“信用破产”困境,是十足的南辕北辙。毕竟,虽都为政府所发之债,但中国地方债的发债用途、偿还渠道与美欧地方债截然不同,此乃本质之区别。

先说债务用途。中国的地方债由于主要用于经济发展投资,带动税基扩大,增加就业人口,促进消费与生产。只要操作得当,必能构成良性循环。反观美欧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弥补地方养老、社保、医保、地方行政长期的入不敷出,势必越“吃”越亏空,直至陷入债务泥淖无法自拔,最终引爆债务危机。

再看偿债渠道。欧美政府债务的偿付只有地方财政单一渠道,而中国的地方债还债渠道是多元化的。打个形象比方,假设美国加州与中国浙江的地方债规模相当,二者的还债能力却不可同日而语。为何美国加州已“破产三次”,中国浙江却欣欣向荣?多元的偿债渠道是正解。

再说地方债信用担保。欧美政府债务,从结构品种、偿付资金属性到信用担保都是单一的;中国地方债品种多样、偿付资金和信用担保亦是多元的。援引去年底公布的国家审计公告,须由地方政府直接偿付的地方债,最多只占到全部地方债之七成左右。而通常情形下,一个地方不可能所有债务品种集中在同一时间爆发偿付风险。

上述分析还只是从中国地方债的基本常识着眼,尚未作系统分析,就足以得出清晰的结论:首先,中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其次,不顾事实渲染中国地方债危机随时可能引爆,要么是“无知者无畏”,要不就是“醉翁之意不在债”。

当然,说中国地方债风险可控,也不能无视地方债的潜在风险。目前没有大风险更不等同于永远高枕无忧。从国家审计署去年揭露的事实看,中国地方债发行积累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发债渠道过乱过多,地方发改委、财政局、投融资平台、国企、甚至事业单位都在充当发债人;第二,规范统一的发债程序残缺不全,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管,尤其是地方人大的监管;第三,“跑、冒、滴、漏、挪”及暗箱操作时有发生,甚至防不胜防或干脆不设防;第四,少数地方的地方债存在“明”与“暗”两本账;第五,地方债发行、交易、监管的一整套制度包括发债模式皆有待建立。随着地方债发债规模继续扩大,发债品种进一步丰富多样,上述五大突出问题理当在深化金融改革的大语境下抓紧破解。

作为未雨绸缪的阶段性安排,地方债信用评估、债务评级,地方发债规模警戒线设定,发债程序发债过程及所筹措资金使用公开透明可查讯,资金使用效果事后评估,债务重组处理框架及法律依据,地方债商业保险和再保险之风险市场化分摊,一旦发生偿付违约时的偿付权先后顺序安排等关键性的短板,当争取在未来数年能大致补齐。

尽管美欧对债市的运行与监管长期存在“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但循着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强调: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的、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由是,学习借鉴美欧成熟经验,也应当成为我们下一步完善中国地方债市场风险防控体制机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鲁宁,资深媒体人,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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