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中美不会走向两强对抗之路

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4日在美国落幕,由于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军方和学界都发出了一些对华指责和强硬的声音,美国知名学者兰普顿也撰文称美国对华政策接近临界点,这使得本轮中美对话颇为引人注目。从现有消息来看,以拜登和克里为首的美国政府高官对南海海洋权益、网络安全和经济及汇率问题表示了关注。而中国副总理汪洋“用不常见的坦率言辞”承认,中美不会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但两国利益高度融合,“中美不能走大国对抗的老路”。

下届美国政府对华仍会强硬

在对华关系上,如果光看美国舆论,似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两强竞争甚至对抗的局面。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可以理解。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外交屡屡受挫、乏善可陈。与此同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进取,推出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伙伴关系网,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一系列新的外交举措,扭转了2010至2012年期间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战略被动局面。亚投行的成立更彰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两相比较,使得美国朝野普遍产生沮丧和焦虑情绪。之所以沮丧,是因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期盼的轨道发展,而是推动世界格局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多元世界转变;之所以焦虑,是因为美国担心,新兴的中国会挑战自己的霸权。

必须看到,日益“跛脚”的奥巴马很难扭转美国朝野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负面情绪。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到来,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必将利用这股对华的沮丧甚至怨恨的情绪,煽动民粹,博取选票。可以预料,下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主政,都将对华采取强硬姿态。对此,不应抱有任何幻想。

强硬不代表对抗和围堵

但是,美国对华的强硬态度,是否一定会转化为长期的对抗、甚至围堵中国的政策呢?笔者以为,这样的臆测有失武断。

首先,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并没有改变。这个基础的形成与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密不可分。中国的崛起,与以往任何一个新兴大国有两个本质区别:其一,以往的新兴大国崛起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具备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作战的军事力量,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并没有这样的军事实力。其二,以往新兴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挑战当时世界秩序的过程。作为新兴大国,中国非但不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反而以积极的姿态融入这个秩序,与世界接轨。因此,“改革开放”——而不是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才能顺利地融入世界,达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的。

正是由于中国“融入”式的和平发展,使得国际政治中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兴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不可逆转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双方的经济与贸易关系中,而且表现在政治、制度、外交、教育、科技甚至军事等一系列领域。其结果,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具有世界意义;而当今世界的任何重大议题,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沟通、磋商与合作都很难得到解决,甚至难以控制。这样的现实,已经不允许中美之间再搞零和游戏,因为那样所损害的不仅是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次,今日世界,再搞冷战式的“围堵”几无可能。因为在政治多极、经济一体、威胁多源的现实世界中,“围堵”的基础——意识形态上的非此即彼、经济上的壁垒森严、军事上的敌我分明——已不复存在。毕竟,今天主导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早已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切实利益。如果一味坚持围堵中国,结果只能是孤立了自己。

再次,尽管自2010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纠缠,但这毕竟只是中美在全球关系中一个具体的问题,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美关系的基础,更不会逆转世界的多极格局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南海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热点,一方面是由于崛起的中国有了走向海洋的能力与需要,经营属于自己的南海,不仅关切到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国家安全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当年的国务卿希拉里企图利用中国和南海诸国的领海纷争,以“巧实力”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为美国“重返亚太”赚取南海各国的支持,同时,争取与中国博弈中的战略主动。如此一来,南海不仅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支点,也成为美国维护其信誉的关键所在。正如一位美国前高级将领私下对笔者所说:“如果美国在南海再不有所作为,对我们(美国)的信任将流入下水道。”

看似剑拔弩张,但大有妥协余地

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中美双方将在南海僵持不下,都不会轻易妥协。毕竟,双方僵持的议题正是两国的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切所在。回避矛盾、轻易退让只会招致更大的麻烦与困境。但是,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所在。中国经营南海的根本目的是自身发展,因此绝不会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代价;而美国持强介入则是为了争取同中国博弈的战略主动和筹码,但也因此押上了其在亚太的战略信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看似剑拔弩张,其实大有妥协余地。

就长远来看,只要中美相互依赖的基础不变,世界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不变,中美关系就不应该偏离在竞争中求合作的大方向。无需违言,缺少战略互信是中美之间的最大障碍。但是,由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信仰、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短期内要在中美两国间取得战略互信无疑很难。正因如此,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就是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沟通磋商机制,以此保障和发挥共同利益,寻求合作,管控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点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尤为重要。只有在制度化的保障之下,中美关系才能维持长期的稳定与发展。▲(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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