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反省只有进行时

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在《罪恶的代价》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91年的一个夏日,他在柏林街头看到一则心理学讲座通知,主题与反思大屠杀相关。他原以为此类讲座不会有太多听众,没料到会场内竟座无虚席,且以年轻人居多。布鲁玛结合自己在日本的经历慨叹:“在东京,你绝对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的反思,至少有两个方面是日本缺失的。一是把对纳粹罪行的审判深化为对德意志民族心灵和文明的拷问。欧洲著名学者莫兰说过,战后德国人以及欧洲人对希特勒大屠杀的反思,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了欧洲文明之中。他们最终认识到,大屠杀所展示的“恶”并不是德国或欧洲文明的一个特例,而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从欧洲文明的种族优越感中探寻导致大屠杀的思想根源。二是“中间代”通过不断激烈碰撞的思想论争,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中间代主要是指经历过二战的那一两代人,他们不仅接受了战后“去纳粹化”的全民再教育,更是用法律与教科书的方式将这一教育的成果延续了下来。

对战争罪行的认识,在德国并非一直毫无争议。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过“历史修正主义”,一些学者提出要重新解读二战历史,还有一些人否定纳粹罪行,发表了重新解释大屠杀的文章和著作。这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重建国家认同感的思潮相关。

这些论调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持续深入的大辩论。荷兰作家布鲁玛提到的那场讲座,就是当时那场辩论中的一个场景。正是由于有了全民广泛参与的大辩论,使得人们对战争罪行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1992年,德国发生了新纳粹分子烧毁难民营的事件。全国各地的民众连续几天走上街头,举行烛光大游行。据统计,当时整个德国有300多万人参加了活动。

对比德国,日本战后对战争罪行的认识是肤浅的,也是被割断的。在日本,反思一直停留在“战争就是战争”的层面,对战争罪行的心灵触碰几乎成为禁忌,整个社会一直以一种可怕的“冷静”压制着对战争罪行的深层探讨。布鲁玛还写过这样一个典型例子——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只有一个战争纪念馆,那就是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现在,日本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战争罪行是祖辈的责任,与新一代已经没有什么关系,那些战争罪行的记录不过只是二战影像的一部分而已。一些人甚至不愿意知道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历史是“跳”不过去的,没有了中间代对战争罪行根源的清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切割。

那些灭绝人性的战争罪行绝不是普通的影像,它们更像是能够揭示战争根源的X光照片,绝不会因为记忆的缺失而褪色。它们会暂时沉淀在民族记忆的底层,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就会重新成为培育新纳粹、新右翼的土壤。一旦那些潜伏在思想深处的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种子开始发芽、生长,亚洲和平就会面临严峻考验。

7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并不是为了煽动民族复仇情绪,也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更不仅仅是为了追究战争的责任,而是为了让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在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根源保持清醒认识,对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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