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刘禹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有请嘉宾上台。他们是前美中贸易委员会会长Robert Kapp(柯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先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先生,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小卓先生。
我们开始讨论,这个专题的题目是加强智库在中美关系、亚太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因为他们从事的研究领域各有区别,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更细一点。我会有针对性的提一些问题,请他们分享他们的看法。
首先有请Robert Kapp(柯白),我有一个小问题问你,我今天早上跟你交流的时候,你讲到你去年您在四川外国语大学讲课,但是没有成行,因为你突然生急病,但是最终你还是坚持上完了课,是通过微信或者是QQ通讯的方式进行远程授课,这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我的问题是,我觉得中美两国的学生对于对方国家的知识不是非常平衡。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发现中国的中学生对于美国的了解比较多,他们知道美国的独立战争,还知道南北战争,他们对于美国的地理位置也很清楚。但是美国的中学生对于中国的了解怎么样呢,他们中不少人不知道中国在哪儿,更不必说对中国的历史、当代史或者鸦片战争的了解。这说明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还是很不够的。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如何更好地增进交流呢?
柯白(前美中贸易委员会会长):我的确开设了一个中美关系的课程,是在川外,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历史,首先这个课程是讲美国人的中国观,1941年,有一个散文,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有一篇文章叫做《美国的幻想》,讲到美国以及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有一个全球的角色,他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美国之前从来没有发挥过这个作用。所以我的课程是从这个文章开始的,讲了美国和中国在二战中的合作,我也讲了美国政治上的看法,在40年代、50年代反共的活动,然后讲了朝鲜战争,然后还有中美断交,以及越南战争,还有尼克松访华。我放了很多照片,如果你可以上Google网站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照片,是非常好的课程,但是我们却做不了。我们用一个QQ,12个学生有QQ,我也有一个QQ,因为我没有办法过来,这个事情是非常先进的,我们是QQ视频,我可以看到他们,他们也可以看到我,我讲20分钟,然后我们讨论。这些研究生是非常可爱的学生,我们关系非常好,在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尤其是这些研究生他们研究美国,他们会着重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细节有一定的了解,比大部分美国的学生对于中国的了解要多,这一点我跟你的看法一样。在很多的美国学生,他们对于中国很了解,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学生不了解美国,两边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学生可以对美国懂很多。但是我跟学生交流的印象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他们被允许知道的美国是美国对中国不公平,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这些年轻的学生所了解的,包括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他们并不是美国的专家,但是他们可以讲出一些对于美国的了解,他们的了解都是表面的。所以这也就让我们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在美国学生可以有很多信息,但是他们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但是他们却不看。他们往往是看电影,或者是在线游戏,或者用FaceBook聊天,我希望他们读更多内容,因为他们有无限的东西可以看。在中国的学生也会把时间花在微信上,当然他们也没有全面的信息,他们要全面了解一个国家,要知道这个国家怎么看自己的,是怎么看世界的,但是这些资源往往是被阻挡了。所以这些学生是非常好的学生,但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有更加深入、更加细节的了解。
主持人:我的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亚伟主任,我知道你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在今年早些时候曾经陪同会长李肇星先生去新加坡访问,遇到了杰弗里贝德,他是著名的安全问题专家,也是对中美关系有很深研究的重要人物。他提到这次美国大选,认为希拉里·克林顿肯定会获胜,他非常自信。不知道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你如何看待这次美国大选?
刘亚伟(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我当然认同他的观点,我给环球时报写了文章,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看一下,我觉得特朗普是当选不了的。我最近又给环球时报当选了一个文章,即使他当选了,他想像高柏刚才说的全方位的改变美国在国际化方面的作用是做不到的。当然高柏博士也说了,开始他不能获得提名什么的最后是出乎意料,特朗普是出奇制胜,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不可能当选的。跟我在深圳卫视说的话是一样的,我今天还在这说特朗普是当选不了的。如果他要是当选了,这一届美国人民确实是有问题。不仅这一届美国人民有问题,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民将来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也是刚才高柏教授说的观点。具体为什么不能当选?我有我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想说一点刚才戴博先生说的公共外交的问题,我工作的单位不是美国政府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传声筒,但是往往被国内人认为我们是美国政府一种工具。其实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公共外交实际上做的比较好的。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我想请贾庆国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看法。我记得去年美国学界产生过一次大辩论,就是对华政策四十年的大反思。起源就是美国学者兰普顿提出,中美关系到了一个临界点,他认为中国走的道路完全跟之前美国预期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学界引起很多的争论。我想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中美智库的交流,在您看来中美智库交流对于缓冲双方的误读和误解会有什么作用?您认为这种交流有作用的吗?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我觉得智库的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中美关系出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智库交流可能不够充分,再一个就是智库交流的结果可能还没有得到双方政府有关部门更大的重视。我觉得智库交流跟官方的对话也好,谈判也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就是它的非官方性,它的非官方性决定了智库交流可以讨论一些政治上比较敏感,而官方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意讨论的一些问题。智库交流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
还有就是智库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讨论政策问题,有助于产生对问题的多维度的思考,从而在政策制定前对问题的思考更加全面,使得我们政府在政策制定前对相应思考更加全面。还有就是智库的政策讨论,有助于反思和超越官方在政策制定后形成的惯性思维。因为一个政策制定以后,官方各级部门就要用,这个政策制定出了问题怎么办?可能官方的思考也很重要,但是由官方纠正自己的看法,来修改政策难度比较大。智库在这个时候介入,他可以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新的选择方案,供官方进行选择,我觉得这方面的作用也是很重要地。
智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专业性。由于智库长期跟踪一些问题,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都比较专业和深入。智库参与政策讨论,对于相对忙于具体事务的官员来说可以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相对全局性、长远性和宏观性的问题。
最后,智库还有独立性,他可以提不同的观点,可以超越狭隘部门利益,从不同角度比较宏观的分析和把握一些问题。所以所有这些都使得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它独特的作用。
当然,智库的作用是不是能够得到有效发挥?我觉得还取决于政府对智库作用的认识和使用。他如果不重视,不有效的去利用,我觉得智库发挥作用也很难。特别是在权力相对集中的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里边比较难。在美国他可能通过媒体各方面来表达他的意见,对政府施加压力,在中国可能跟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智库作用,使用好智库这个资源有关系。现在中国政府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未来更加合理的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包括处理中美关系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美关系,我觉得智库已经在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有很多的二轨对话,各种各样对话机制,相对中日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智库的作用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主持人:谢谢贾庆国院长。我对刚才李成教授提到中美智库交流是报警器、缓冲器和减压阀,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我认为这种交流对于双方增进互信,对于推进政治合作也是非常有益的。
下面我想继续延伸一下关于智库的议题,我想请王辉耀理事长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我们知道智库是在美国发展很成熟的,美国的智库对于决策层影响非常大,中国智库起步很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这两年涌现了很多智库,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您看来中美智库交流在哪些方面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借鉴?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很好,讨论中美公共外交,我觉得中美公共外交里面智库就是一个很大的作用在里面。中国跟美国智库,就像前面好几位专家讲的,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美国智库发展的历史很长了,而且他已经形成了很有品牌,而且他参与国际影响力的很多项目,特别是对于美国政府影响也很大。当然,中国的智库也处在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这一届政府上来以后对智库高度重视,已经多次提到智库的重要性,也开始非常重视智库。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美智库来讲,能够在中美公共外交方面发挥很多作用。比如说刚才美方代表建议说我们应该在美国设立代表处也好,或者是在华盛顿,在旧金山开办中方的智库,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了,中国的智库还没有走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这种二轨的机制,就是民间的非政府的交流应该进一步加大。很多的话题如果通过中美双方智库达成共识的话,有助于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共识,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好的方面。比如说最近我注意到中美在TPP问题上谈的很多。我觉得双方的智库就可以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实际上是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在过去15年中国GDP翻了8-9倍,中国国际贸易也是增长这么多。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随着TPP、TTIP、RCEP,各种多边机制的形成。我感觉是不是有一个新的WTO正在形成,我觉得这个需要双方智库来做更深入的探讨,否则的话经济各种壁垒开始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大。这个包括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公司到中国来都会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甚至有可能面临二次入世,比如TPP和TTIP占据全球80%的贸易量,我们如果没有在TPP里面,或者美国也没有在RCEP里面,我觉得这个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有没有在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下,我们增进WTO,同时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由各个国家参与的机制,这样对于双方国家的智库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面临未来不同多边的贸易规则的话,对中方是不利的。
我也很同意刚才Jerrold Green讲的,中国应该加入TPP,应该邀请中国加入TPP。实际上TPP谈到的比如说环境、劳工标准、国企改革以及很多中国关注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里面所要改革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方法合作起来,来加强国际贸易体系。如果没有这个压仓石的话,刚才大家说经济是压仓石,如果中美经济不存在或者受到影响的话,对中美所有的问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领域可能中美智库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主持人:最后一位嘉宾是赵小卓主任,大家都知道你是研究中美防务合作的专家,我们很想听听你认为中美智库交流推进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有什么作用?
赵小卓(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一直以来大家都谈论中美经济关系比较多,认为安全问题是拖后腿的,问题很大。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汇报最近三年来中美军事关系有很大发展,有些方面是实质性的。比如军事交流,最近这三年,就是从2013年6月份,习主席访问美国,就是第一次习奥会到今天,三年的时间双方国防部长、总长、军总首长之间都有很多交流。而且对口职能部门之间也有很多交流。
第二,就是联合军事演习。最近这几年来搞的演习比2013年之前中美两军历史上搞的演习都多,而且这个演习范围越来越大,最近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海军,现在在路上呢,到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演习。
第三,中美两军交流渠道是很多的,也是很通畅的。比如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框架下有战略安全对话,国防部有防务磋商、有工作会晤,两国海军之间,两国陆军之间,两军战略规划部门之间都有这种机制性的交流,智库交流也比较多。
为什么这几年发展的相对比较好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习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里面很多理念的,觉得双方沟通、交流、合作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第二个,就是智库在中间也起了一些作用。我觉得双方理念上都有一些变化,因为中美之间问题非常多,尤其是在安全上,过去更多是从负面看的。如果不交流、不沟通,很容易同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甚至结论差的非常远,所以要经常沟通、经常交流。
还有就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像中美两国的军队之间,如果没有合作,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因为中国是崛起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很容易有这个结构性矛盾。双方都从负面的方面看对方,问题就会越看越多,越看越大。
另外,我所在的军事科学院是解放军最重要的智库,我在军科院工作20多年,我觉得智库有三个特性:第一,智库是理性的声音,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国家,一般民众有时候是容易情绪化的,尤其是一个突发事件可能就会对民意调查造成很大影响。作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理性的声音,尤其是一个大国。
第二,智库是受过教育的,是有良好知识储备和学术素养的,相对容易看问题看的比较深,看的比较长远,能看到长期的趋势,而不是完全受眼前这些事情左右。
第三,至少是一部分智库离决策是比较近的。现在这个国家决策,尤其是国际安全决策越来越复杂,单靠决策者,尤其很短的时间下结论是比较难的,是需要智库辅助的。所以智库变成离决策者比较近,可以说是决策的一部分,但是相对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旁观者清,也就是智库看的是更清楚的,有时候决策者和民众看不到的,智库能看到。所以这个对于双方正确决策是很重要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国家要强,智库必须强。谢谢!
主持人:谢谢赵小卓主任,非常感谢你跟我们谈的看法。我刚才提问第一个问题问了Robert Kapp,刚才提的问题比较简单,我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昨天在出席北大的会议时提到,美国的商业界领袖是难以影响美国的决策层的,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你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怎么看,特别是在这次美国大选之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呢?
柯白:我和美国企业界接触很长时间了,我在1994年到2004年的时候是在中美贸易委员会工作,之后中国加入了WTO,当时中国政策也发生很多变化,关于最惠国待遇问题,当然也是政治上争论的,当时美国企业界,尤其是有跨国业务的企业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去影响政策,当时我记得在白宫,总统也在反对,当时也是在看整个企业界。当时他用了一个四个字母的词,这个词我没有办法在这公开说。他说如果你们这帮人背叛了我们的话,我们也会背叛你们的,所以我们肯定会努力做争取这个最惠国待遇,但是你们必须和我们站在一边。当时我们肯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完,是很大的一场战斗。所以当时中国加入WTO,我们说对于美国企业、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有好处的。
我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研讨会,帮助美国企业了解在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性军事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将来会非常重要,在我们两国关系中,而美国企业需要更好了解这些问题,首先很多企业都参加这样的会议。但是过了一年半之后,我们只剩下四五个人,所有其他的公司他们在别处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后来中国的经济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的经济更大、更成功,也更加的强。同时这个环境,美国和其他跨国企业在中国运行有很多问题,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是非常了解的,美国的企业还有他们的想法不一致。在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的想法也不一致。比如说美国企业肯定都不愿意川普跟中国断交,但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机会和自己的挑战。很多人会觉得在过去几年中,自从自主创新的努力开始以后,中国的企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因为中国的企业都想成为国际化的公司,所以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讲技术的转移还有软件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在华盛顿这些企业界就是直接这么做的。除非中国是有真正的危机,我不觉得美国企业会发挥在90年代末建立起新的中美经济关系时候的作用了。
主持人:我不久前刚刚看了《纸牌屋》的最新一季。看来,美国的现实政治比《纸牌屋》复杂得多,我们很期待更新一季的《纸牌屋》。
我们这个板块的主题是讨论智库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合作的作用,刚才我提的问题是把讨论范围相对缩小了,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更多的补充?
王辉耀:我觉得中美的公共外交还有一块是很大的一块,今天我们的活动在人民大学举办,实际上中美的人文交流,包括学生的往来是这些年的一个亮点。比如我们去年去美国的留学人员达到创纪录的人数,包括中国去年出国留学生也达到50多万,这块是非常好的一个势头。我注意到美方来中国的学生,量还不是特别大,起码跟中方比起来差距不是特别大,大概有一万多美国学生在中国。当然,我注意到美国政府也在做十万、百万的计划,这一都非常好。我的意思是中美智库能不能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我知道布鲁金斯做了很多这方面研究,还有别的智库,我们能不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来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特别是在留学生的交流。因为我觉得留学生通过大进大出,我们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出去,又有几十万留学生回来,我觉得他对中美之间能产生一种稳定的力量,能产生一种和平的力量,产生理解的力量,或者互相沟通的力量。我觉得这块是我们未来智库的一个重点,除了经济以外,我觉得人文,特别是教育和留学生的交流,是中美之间应该更多下工夫的。
主持人:谢谢王辉耀理事长,你也正好回答了之前我提给Robert Kapp的问题,中美之间的学生交流还是不够的,特别是中美年轻人对彼此历史认知还是有差距的,我知道中国中学的历史课本和大学历史课本把美国历史写的是很全面和客观的,但是美国关于中国历史的课本未必如此详尽。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开展更多的智库交流。
刘亚伟:这两天一直跟老包在一块,老包刚才说到中美之间问题很多,但是他感到中美两军交流现在更多了,刚才老包的观察与赵小卓主任的是吻合的。实际上从2013年6月习主席和奥巴马见面以后,建立了新型的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所以每一次南海出点事,实际上两军马上有交流,包括防长、总长、部门之间打电话。我们看到这样的争论,包括昨天不幸去世的吴建民大使,和环球时报的,和戴旭的争论,今天我们军方在这里说两军交流实际上很多,化解冲突机制很多。但是包括纽约时报昨天记者来参加北大的会,今天早上纽约时报关于亚洲第一篇文章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到了哪,意思就是说你中国规矩点。所以两国媒体在煽风点火,让本来挺有麻烦的关系,让麻烦更大了。但是听到老包的声音和赵主任的声音,感觉到智库是理性的声音,智库是受过教育的,是经过长期研究的,所以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智库如果再添油加醋的话,这样两国关系就更难弄了。
柯白:我补充两点,两国都有一些智库,有些智库令人尊敬,他们是让很多不同专家参与,还有很多不合格的智库,他们说自己是智库,他们却是有同样的思维模式。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有非常高端的智库,就像在这里的智库一样。他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智库不能有固定的思维方式或者是理念。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他们应该有广泛的观点,不能让每个智库都是一样的。另外一点,如果你们不是智库的人,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赵教授所说的,很多的智库产品在美国寿命非常短,他们的成果保质期很短,价值一年内就没有了,很多智库在一年后又有其他的论文,是同样的内容。包括讲美国和台湾关系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需要不断更新信息。所以我觉得我们说的培训和历史的问题,大学的学者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学的学者去出书,有的书很好,政府却不看,所以政府的工作也很重要。另一方面,政府关心的是比如谁可以跟王沪宁谈上话,或者谁可以和政治局上的人建立起联系,不过做研究的人,他们慢慢做自己的研究,对于历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智库,他们对于国家领导去哪个国家访问,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发表建议。但是如果是你的作品保质期太短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有的时候两年之后就没有人再去想了,我想智库也是了解这一点的。
贾庆国: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智库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好是坏?我觉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由智库自己之间相互竞争决定的,不是你事先告诉他哪个智库重要,哪个智库应该培养,这样弄出来的。我觉得培养出来的智库反而可能有问题,之所以他能够被培养,他事先做工作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去走关系,让上边给他认可。这样他拿到了资源,做的东西可能也是顺着他认为上边的意图来做一些诠释的工作,这样的智库还不如不要。我倒觉得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你要想让智库发挥作用,可能需要一个准入的政策,让智库之间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优胜劣汰,逐渐形成一些比较有资质的,有见解的,有积累的一些智库。其实美国有很多的智库,有的智库是没有多少影响力,但是他代表了社会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也是必要的。但是真正对政策有很大影响的,还是通过竞争逐渐的建立了自己所谓信誉的,像布鲁金斯学会,CSIS这样的智库,至少在对外关系这个问题上。
所以我想处理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关系,好的智库是怎么形成的,可能更多还是靠他们打拼,更多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慢慢形成。要事先指定哪个是重点智库,哪个要重点培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事与愿违,最终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的补充。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时间,我想请现场听众提问,欢迎大家提问。
学生提问: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我有一个问题问贾庆国主任,近年来我们看到中美公共外交在全方位展开,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对于提高国家软实力有什么作用?
贾庆国:美国的智库历史当然比较长了,中国智库历史也比较长,但是真正受到重视,全面发展可能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中国现在有很多智库,当然这个到底有多少,取决于你对智库界定的标准。现在中美之间二轨的对话,智库间的二轨的对话、一轨半的对话很多,包括今天这样的活动也是智库组织的智库之间的一种对话,一种公共外交的活动。我觉得中美之间这种层面智库方面交流和对话,比起其他的一些国家来讲可能要发达,要发展的比较好一些。现在包括我们学院跟美国一些智库经常举行对话,像跟布鲁金斯,我们有中美韩三边对话,我们搞过中美民间战略对话,还有我们也举行一些活动邀请美国不同的智库成员来参加。我说比其他国家可能要发达一些,比如说日本,日本的外交官曾经找到我,说现在中日之间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中美之间有很多民间对话机制,这些机制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也存在,不好的时候也在活动,所以中美之间交流总是畅通。而中日之间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中日之间虽然也有一些貌似民间层次的对话,但是中日关系一不好了,这些对话机制全断了。他觉得这个很不正常,他说他希望中日之间也要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民间高层的对话,他们希望搞一个中日之间名人会,在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确保两国之间信息的畅通。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想法,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落实。中美之间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越了中日关系的情况。但是智库之间这种对话能产生的影响力,我觉得还是相对有限,其实我觉得在智库层面上这种二轨、一轨半的对话,有很多共识比官方层面上要多得多,现在就是怎么把这些共识逐渐转化为官方层面的共识。特别是能够转换成社会层面上的共识,使得两国关系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柯白: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中美智库最好的一些交流其实就是要让双方的人都参与进来,并且最好是让那些对于各国国内情况最为了解的人参与进来。所以如果单独谈某一个事情的话,确实两国有很多分歧,但是同等重要的或者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参与了中美双方各轮对话的那些人,他们其实对于国内的情况更了解,这个国内不仅指自己国内,还有对方国内的情况,包括美国的政治家,政治家关心的就是国内的东西或者本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让双方的人去了解,去谈各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要参与讨论的这些人,一定要对于双方国内的情况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很多时候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些事情的发展逻辑,但是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政治的限制,就是哪些东西可以讨论,哪些不可以讨论。我想在座很多美国人甚至都可以花很长的时间来谈美国自己的政治,自己的问题,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不能做。但是同样有些东西在中国也有一些事情是能讨论,有些是不能讨论的。但是我觉得中美智库之间交流就应该破除这些障碍。
学生提问: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我想问一个关于南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最近炒的比较热,而且是关于主权和领土方面,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这一块。我们知道涉及到这种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很多东西是不可调和,或者说针锋相对的。我们现在也发现有一些学者或者是一些意见领袖,他们也都有鹰派或者鸽派的争论。而且在中国民间或者是网上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我想问一下在座这些老师,比如说智库这一块是否也有这方面的争执?他们是怎样处理好这样议题的?智库在推动中美两国之间关于军事或者国家利益之间有什么作用?
第二个问题,作为我们广大民众来说,你们感觉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把中美两国的关系处的更好,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可能更多的是人文这方面的交流,但是如果真的碰触我们谈到了军事方面,或者是国家领土纷争方面的话,我们两个应该怎样去处理才能更好的推动两国关系?
赵小卓:你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我主要讲两点。第一,中美在南海军事上也不能算对质,但是南海有一定程度的紧张,这个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战略或者政策改变所造成的。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开始,美国一个是派出军舰到岛礁附近,距离很近,我觉得他已经不是航行自由了,完全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当然中国军队要出反应。另外,就是美国在菲律宾有基地,这个是长线的工作,这可不是过来几艘舰,是以后多少年保持在南海的态势。美国在这的态势如果不变的话,中国是没有后退余地的。我们只是占了几个岛礁扩建了而已。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假如说过去是相对比较虚一些,现在是比较实了,在南海找到了一个抓手,就是这个球在美国脚底下。
第二,智库可以做很多工作。智库就是要多沟通、交流,其实两个国家之间,就是一种轨道交流。一种轨道是决策的,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人,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老百姓的,就是公共外交,民间交流。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智库之间的交流,而且这里边有很多问题,智库能看得着,智库容易辩的比较清楚,所以智库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在南海中美两军之间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要扩大,说马上变成一场冲突或者战争,或者中美大战不可避免,我不认可这个看法。2014年10月份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准则,两国军舰之间要有交流沟通机制,尤其是危险接近的时候要有沟通。去年9月份增加两个附件,舰对舰,舰对机之间都有危机管控机制。过去中美历史上因为危机管控不当,造成两国战略关系受到重大影响的事例太多了,撞机事件,危险接近事件等等。所以两国都有危机管控意愿,而且前方的飞行员也好,军舰的领导也好,军舰的舰员也好,他们这方面意识越来越强。最近这半年中美两军在南海比过去接近很多,但是并没有很大危险出现,我觉得跟这个机制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中美像南海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管控,使它不至于成为一个影响两国关系或者两国战略关系的重大问题。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安排继续提问了。请允许我总结一下这个环节,专家们做了非常好的发言,他们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智慧和思想的火花,让我们受益匪浅。我想智库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给这次论坛写了一个短的论文,标题叫做《民相亲可促国之信》,就是民间交流很重要,人民之间的亲近感对于增进国家间的互信是有很重要作用的。智库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中美智库都是各自的意见领袖。开展更多的民间交流,推动彼此了解对方的历史、对方的发展历程、对方的民族情感、对方的核心关切,才有助于两国关系不断提升、不断发展。
谢谢大家,今天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本文为“2016中美公共外交论坛”实录,转自人民大学国发院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