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WMed作者:劳木opinion.huanqiu.comarticle劳木:忆50年前高考往事,让人流泪/e3pmub6h5/e3pmub75a看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送的消息,我又一次想起50年前高考入学的往事,尘封半个多世纪的一些记忆依然那么清晰。知情者劝我把它们写出来,那些琐碎故事或可印证世事沧桑和时代的进步。 1959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是在高考前就填写报考志愿,这让考生很费心思:填低了怕“高分低就”,吃亏;填高了又担心“一滑到底”,名落孙山,因为大多数高校喜欢收第一志愿的考生。我没为填志愿的事犯愁,班主任李老师替我包办一切。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打听到,那年该系在青岛及周边地区有一个招生名额。 李老师高中就读于复旦大学附中,又喜欢写作,对复旦新闻系十分向往。但他家庭出身不好,有个亲戚是台湾“外交部长”钱复。 政审通不过,也就与重点高校无缘,被山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毕业后分到青岛三中教数学。他也就大我们几岁,朝气蓬勃,教学很投入,班主任工作 也干得有声有色。他的“复旦新闻梦”并未泯灭,而是寄托付于自己的学生,他选中了我。 那年的考场设在青岛海洋学院,离我们三中有30多华里。晩上睡在青岛二中学生教室,几个人一间,4张桌子一拼就是一张床,大家和衣而卧,拿书包或卷一下外衣等枕头。夜里,传染似的辗转反侧,不断有人出出进进,焦躁的氛围和陌生的环境让人难以入睡,好在年轻气旺,第二天还能打起精神入考场。两天考试,李老师长时间在考场外等待。这令我感激又不安,唯恐辜负他的期望。 那年外文虽列入考试科目但成绩不计入高考总分,这对我如同在押犯遇到特赦令。我们高一时才开始设英文课,老师是解放前齐鲁大学教授,曾留学美国。他高调承诺,保证在3年内让我们听、写、读、说全学会。他要求极严,谁学习认真,成绩好,他在高一4个班上大张旗鼓地夸奖;谁学习不上心,成绩差,他也在4个班上指名道姓地数落。还真见效,原本不是主课的英语,竟喧宾夺主,同学们都兴趣盎然地为它花超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好景不长,大约七八个月后的一个课间,这位老师被公安局带走,听说罪名是“历史反革命”。于是,学校又让我们改学俄文,一位有些俄文基础的老师现学现卖,过了一段时间他教不下去了,同学们也觉得学的没意思,外语课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取消了。 高考时,我矬子里拔将军,报了英语,入大学后便分到英语班。班上半数是上海同学,我的水平隔人家两条街。我的外文被煮成了夹生饭且不说,还让我对它产生敬而远之的逆反心理。 大学统一发榜前的一天上午,学校教导处留守校工气吁吁地找到我,说是上海来的人要见我。来者是位中年人,温文尔雅,一见面就喊我的名字,见我吃惊,他微笑着说,“我认识你有俩月了”,这表明他早就认真看过我的档案。后来知道,他是新闻系副主任伍老师,此番专程来青岛是要见见市里9位考上复旦的学生,组织大家一起赴校,路上好彼此有个照应。文革时,伍老师不忍受辱跳楼身亡,他的音容笑貌也就格外令人难忘,有两次,我恍若听到他在喊我“小胖子”。他对我的这个称呼,从青岛见面时起直到我大学毕业。 又过了两天,我收一封写着我名字的厚厚的的信,内有一期新闻系学生会办的油印刊物《红色记者》,在这期迎新特刊中,有热情洋溢的祝贺辞,有对新闻系的介绍,有对新生入学前准备工作提示,还有学长们的精彩诗文。 就这样,尚未踏进复旦大门,就对“母校”二字的的意蕴有了更多领悟,她就像母亲那样给学子们亲切关怀和温暖。 我们几个人从青岛乘船抵达上海。一出黄浦码头,就看到“欢迎复旦新战友”的标语。去学校路上,热情似火的学长,不停地向我们介绍所经过街道的名字和特色建筑的来历,我记牢的只有乡土气息十足的母校所在地:江湾五角场。 学校很快就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我家在农村,父母双亡,没任何经济来源,享受一等助学金,每月发13.5元的餐券,这是全校统一伙食标准,4元零花钱,我们几位特困生还到学校裁缝店免费做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领了一双棉鞋。这件棉袄伴我度过5年大学岁月。(劳木) 146978472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翟亚菲环球网146978472000011["9CaKrnJVRgr","9CaKrnJNuTT","9CaKrnJMxBb","9CaKrnJLTxa","9CaKrnJLQMu"]
看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送的消息,我又一次想起50年前高考入学的往事,尘封半个多世纪的一些记忆依然那么清晰。知情者劝我把它们写出来,那些琐碎故事或可印证世事沧桑和时代的进步。 1959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是在高考前就填写报考志愿,这让考生很费心思:填低了怕“高分低就”,吃亏;填高了又担心“一滑到底”,名落孙山,因为大多数高校喜欢收第一志愿的考生。我没为填志愿的事犯愁,班主任李老师替我包办一切。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打听到,那年该系在青岛及周边地区有一个招生名额。 李老师高中就读于复旦大学附中,又喜欢写作,对复旦新闻系十分向往。但他家庭出身不好,有个亲戚是台湾“外交部长”钱复。 政审通不过,也就与重点高校无缘,被山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毕业后分到青岛三中教数学。他也就大我们几岁,朝气蓬勃,教学很投入,班主任工作 也干得有声有色。他的“复旦新闻梦”并未泯灭,而是寄托付于自己的学生,他选中了我。 那年的考场设在青岛海洋学院,离我们三中有30多华里。晩上睡在青岛二中学生教室,几个人一间,4张桌子一拼就是一张床,大家和衣而卧,拿书包或卷一下外衣等枕头。夜里,传染似的辗转反侧,不断有人出出进进,焦躁的氛围和陌生的环境让人难以入睡,好在年轻气旺,第二天还能打起精神入考场。两天考试,李老师长时间在考场外等待。这令我感激又不安,唯恐辜负他的期望。 那年外文虽列入考试科目但成绩不计入高考总分,这对我如同在押犯遇到特赦令。我们高一时才开始设英文课,老师是解放前齐鲁大学教授,曾留学美国。他高调承诺,保证在3年内让我们听、写、读、说全学会。他要求极严,谁学习认真,成绩好,他在高一4个班上大张旗鼓地夸奖;谁学习不上心,成绩差,他也在4个班上指名道姓地数落。还真见效,原本不是主课的英语,竟喧宾夺主,同学们都兴趣盎然地为它花超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好景不长,大约七八个月后的一个课间,这位老师被公安局带走,听说罪名是“历史反革命”。于是,学校又让我们改学俄文,一位有些俄文基础的老师现学现卖,过了一段时间他教不下去了,同学们也觉得学的没意思,外语课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取消了。 高考时,我矬子里拔将军,报了英语,入大学后便分到英语班。班上半数是上海同学,我的水平隔人家两条街。我的外文被煮成了夹生饭且不说,还让我对它产生敬而远之的逆反心理。 大学统一发榜前的一天上午,学校教导处留守校工气吁吁地找到我,说是上海来的人要见我。来者是位中年人,温文尔雅,一见面就喊我的名字,见我吃惊,他微笑着说,“我认识你有俩月了”,这表明他早就认真看过我的档案。后来知道,他是新闻系副主任伍老师,此番专程来青岛是要见见市里9位考上复旦的学生,组织大家一起赴校,路上好彼此有个照应。文革时,伍老师不忍受辱跳楼身亡,他的音容笑貌也就格外令人难忘,有两次,我恍若听到他在喊我“小胖子”。他对我的这个称呼,从青岛见面时起直到我大学毕业。 又过了两天,我收一封写着我名字的厚厚的的信,内有一期新闻系学生会办的油印刊物《红色记者》,在这期迎新特刊中,有热情洋溢的祝贺辞,有对新闻系的介绍,有对新生入学前准备工作提示,还有学长们的精彩诗文。 就这样,尚未踏进复旦大门,就对“母校”二字的的意蕴有了更多领悟,她就像母亲那样给学子们亲切关怀和温暖。 我们几个人从青岛乘船抵达上海。一出黄浦码头,就看到“欢迎复旦新战友”的标语。去学校路上,热情似火的学长,不停地向我们介绍所经过街道的名字和特色建筑的来历,我记牢的只有乡土气息十足的母校所在地:江湾五角场。 学校很快就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我家在农村,父母双亡,没任何经济来源,享受一等助学金,每月发13.5元的餐券,这是全校统一伙食标准,4元零花钱,我们几位特困生还到学校裁缝店免费做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领了一双棉鞋。这件棉袄伴我度过5年大学岁月。(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