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金融应走下殿堂走向民间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世界中,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给各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在整体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的从业人群,在福利上没有更大改进,这是造成当今世界民粹思想渐盛、全球化被质疑的重要原因,也是近期世界各类“黑天鹅事件”频出的一个原因。

在这背后,金融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因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影响着财富分配,而金融的杠杆作用又使得这种财富分配更加两极分化。尽管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服务于更大范围客户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实现的前提是技术力量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然而,从中国和西方的实践来看,金融并没有真正把低收入人群放在自己的服务范围之内。人们做生意时,有融资、结算、财产保险的需要。在西方,金融业正是在为富商储存货币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开始就是在为高收入人群服务。2008年金融危机是金融史上的最大教训之一:金融偏离了为大众和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向,自娱自乐创造出来那么多让金融从业人员都很难理解的金融工具。当投资者不能很好理解这些产品风险时,怎么能够实现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把金融看成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认为银行是负责财富分配的一个机构。除政府和国有企业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私营企业和个人都不在我国金融的主流视野范围之内。直到改革开放,我们的金融才逐渐走向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服务。“互联网金融”近来之所以在我国兴起,正肇始于大量人群没有被传统金融覆盖而产生的金融压抑。

然而事实上,金融服务是让人力资本得以实现价值,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外部条件。无论是高科技公司的发展,还是脱贫、扶贫,都需要金融的倾心资助。如果没有硅谷的天使投资,就没有今天的比尔·盖茨。不少人就因为有笔1000块、2000块的小额贷款,成为致富带头人,改变自身和周围人的命运。有了金融资助,人力成本就可以变成现实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成就他人的梦想应是金融工作者最大的精神追求,也应是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最好尺度。

如何提高金融的可获得性?2005年世界银行提出的“普惠金融”倡议非常有创建性。普惠金融就是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服务需求时,能够及时、有尊严地以合适的价格获得高质量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不仅限于存款、贷款、支付结算,而且还应包括保险、投资和财富管理。普惠金融实现的关键,在于通过加强教育,让人们看到自身潜能,破除金融的神秘,珍惜自己的信用,凭借好信用从别人那里得到钱并加以珍惜,在让自己有更大发展余地的同时,创造更多财富回馈借钱者。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需要谨记:技术能拓宽金融服务的领域,但只有靠有爱心、辛勤劳动的人去运用,才能改变客户的生活乃至社会收入分配格局,为社会的公平发展与和谐发展做出贡献。我们的金融从业人员应从高高的殿堂走向民间,回归服务业的本质,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服务者。金钱可以衡量,但社会的尊重无价。(作者是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本文由曲翔宇整理自作者在“2016年中国小额信贷国际峰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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