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资本主义制度劣质化的必然结果

7003383

7005136

7005137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资本主义曾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不断显现和加重，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现，并演化为时下的系统性危机。深入认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有助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对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借鉴意义。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酝酿和爆发历史上，资本主义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并在上个世纪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恢复性的快速发展，同时其内在矛盾和问题也在加速积累。20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至今未见起色。2002年，拥有上千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安然公司在几周内即宣告破产。此时，美国房地产领域的次贷问题已导致新的危机，积累着更具破坏性的负能量。这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发的金融风暴，从2007年8月起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近10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混乱、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难以解决，就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试图通过对外干预转移国内民众视线，造成阿富汗、中东等地的混乱。反过来，对西方干预的愤怒则转化为仇视性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频繁在西方社会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战乱导致的难民潮使欧洲各国疲于应付、不堪重负，加深了西方国家之间以及西方各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描述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从这些现象可以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不是局部的、个别领域的危机，而是制度性、系统性危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特点波及的范围广。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为了自己先“上岸”，长期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等各种转嫁危机的做法。这不仅不能消除危机，反而让危机进一步扩散开来，威胁到世界各个经济体。首先是冰岛银行瘫痪，接着是爱尔兰金融紊乱，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发生经济困难，随后发生了震动欧洲和世界的希腊濒于破产事件，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在这种困境下，欧盟显然难以保持团结一致：匈牙利等国对欧洲难民政策公开唱反调，英国因一次仓促的公投就退出了欧盟。出于自保的考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政客撤下了自由贸易的幌子，公开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设立各种壁垒。这不仅使资本主义的危机波及新兴经济体，而且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纠纷。过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大肆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其商品市场和初级原料来源地;而当发展中国家有了一定的竞争力时，西方世界却想方设法进行贸易保护，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虚伪性。
 <adv-loader __attr__inner="7004636" __attr__style="width: auto;position: relative;float: left;border: 1px solid #ebebeb; padding: 20px;overflow: hidden;margin: 10px 30px 40px 0;"></adv-loader>
 涉及的领域多。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不仅表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涉及制造业、国际贸易，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以致出现价值观危机和文化危机。美国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断转嫁危机，这不仅导致欧洲经济出现紊乱，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贸易萎缩和经济下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先后出现困难，希腊经济更是一泻千里。美国虽然最早脱离险境，但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对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束手无策，更无法解决失业率高企和贫富分化的难题。这导致美国社会结构的退化，即曾经使美国保持稳定和强劲发展的中产阶级出现缩小的趋势，同时中产阶级收入整体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1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到美国2014年总收入的49%，比1970年的29%有所上升。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2014年占到43%，比1970年的62%显著下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国家处境更加困难。比如，巴西经济已连续多年负增长，仰仗石油富甲天下的沙特阿拉伯等国也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爆发的根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垄断资本的逐利本性一旦得不到遏制，必然导致经济生活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进而导致经济链条断裂。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收益，不仅任由经济泡沫泛起，更将劣质资产包装成新的金融产品再赚一把，导致泡沫越吹越大、危机越来越深。实际上，危机的根源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供需结构不匹配。供需之间的不平衡，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起因则是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因为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必定日趋严重;贫富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危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从系统性危机的泥潭中走出来，是资本演进的逻辑使然。此外，资本主义发展所依托且不断强化的个人主义和尔虞我诈，不仅不能让大家携手走出困境，而且进一步恶化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僵化和民主制度的劣质化密切相关。西式民主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但目前已是弊端重重。这首先表现在重竞选、轻执政。为了攫取权力，政客们往往许诺许多超出客观条件的福利，结果不是“放空炮”，就是造成巨额亏空、加重财政负担。其次表现为民主政治被资本绑架，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一些西方学者调查发现，左右美国政策的不是民主，而是财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毫不避讳地谈道，美国的政治体系看起来往往“倾向于富人、有钱有势者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第三，表现为以执掌政权为唯一目的的竞选，日益恶化了政治生态。美国学者胡安·林茨在《总统制的危险》一书中警告，美国的总统制民主天生不稳定，容易瘫痪和垮掉。他认为，美国民主政治应该存在“适度共识”，即存在两大政党达成妥协的中间地带。如果没有这样的地带，就无法避免权力争斗和两败俱伤。问题是，这一中间地带已不复存在。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权利，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资本的逐利性和这些价值观的理想性之间就开始出现裂痕。西方国家的政客不断高调宣扬所谓“普世价值”，但一遇到利益冲突就暴露了真面目。美国学者查尔斯·M·布洛认为，美国的理想主义已经终结，进入了“后理想主义”时代。在“后理想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中，魅力比思想重要，实力比原则重要，粗鄙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真实可靠。民粹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文化逻辑发展的结果。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固然存在种种弊端和不确定性，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诩“政治正确”的西方政治精英已无法有效把控大局，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已陷入“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对立的危机中。(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section></article>

7003385

7003386

7003387

7003388

7004638

7004639

7004637

700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