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中国不再受制于外汇缺口

作者: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强制结售汇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企业和个人可自主保留外汇收入。围绕强制结售汇制度,一直有人批评它带来巨额外储压力,助推人民币超发,剥夺了企业和个人支配外汇收入的自主权利,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公允,没有强制结售汇制度,我国在应对债务危机、保障经济稳定方面都将面对巨大外汇缺口的掣肘。

强制结售汇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外汇缺口曾长期困扰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即使是新中国建立后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这一基本面亦未彻底改观,例如1950—1978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有11年逆差,资本积累不足、国际清偿手段匮乏依然是约束中国经济稳定与增长的瓶颈。

持续的外汇缺口也长期困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洋冒进”失败后,我国一度走到墨西哥式外币债务危机的边缘:为了取得外汇支付进口技术、设备的账款,我国被迫于1978年到国际市场借用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1981年1月,我国更不得不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国际信誉遭受重创。而与此同期的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就因为债务危机而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也因为深陷债务危机之中而导致团结工会崛起,最终成为苏东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30年后回顾这一切,仍然令人感到寒气森森,可以说,集中外汇资源保障国家宏观经济与政治稳定,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应运而生的根本出发点。

目前来看,强制结售汇制度确实有在微观方面的缺陷,它剥夺了企业和居民等市场微观主体的决策主动权,加大了它们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时的成本。不过,这一制度的当时宏观效益远远超过微观损失,因为覆巢之下无完卵,一旦国家经济出问题,不管微观市场主体多机动灵活,都难以幸免;更何况,企业和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会形成集体非理性。事实上,有能力在经济发展初期落实类似制度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也与中国大陆一样相继发展起来,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

可见,强制结售汇制度是我国长期存在外汇缺口的历史产物。而随着经济的发展,1990年以来,中国历年(不包括1993年)的贸易收支均为顺差,外汇储备规模也与日俱增,并跃居世界第一,成功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的严峻考验。在外汇缺口的掣肘彻底消除、微观的缺陷日益突出、宏观副作用相继浮现的情况下,这项制度自然该功成身退。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进一步减少中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中国国际收支已经不会面临颠覆性风险。强制结售汇制度功成身退,正当其时。企业和个人在获得近乎完全的外汇管理自主权后将直面汇率风险,如何从汇率波动中赢得收益也将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决策,但最好不要有太多企业或个人背弃实体经济部门的本业,成为外汇市场的投机者。▲(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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