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勤:如何才能真正尊重知识分子

用“分子”来形容一个群体的年代,很可能是想把这个群体“孤立化”、“小众化”的年代。依笔者记忆所及,上世纪中叶,中国社会语境中用“分子”最频繁,比如,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等等,然后才有当时所谓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说,意在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

但现在拥有知识的人群越来越大,过去受过中学教育的就能称为“知青”,但现在京沪穗深等大城市,几乎很难找到没受过中学教育的青年人,大学生的比率在人群中肯定也不是小众。用“知识”来谋生的人群,早就不能用“分子”来概括了。因此,笔者在7月25日《环球时报》刊文提出“取消‘知识分子’称谓”的建议,实际上正是为了尊重所谓“知识分子”的大众群体,而不是像次日谢文先生反驳我的那样,是为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知识分子”。

很多网民也认为应取消这个称谓。在7月26日环球网的调查中,近万人投票,89%赞同取消。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早在上世纪就说:“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遇到过写小说的人,治病的人,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创作电子音乐的人。我遇到过教书的人,绘画的人,还有我从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的人。可就是没有遇到过知识分子。”

可见,所谓“知识分子”的称谓完全可以变成,该什么职业就是什么职业。尊重知识,尊重专长,尊重那些真心为国为民为社会贡献的每一个人,这才是对所谓“知识分子”的最大尊重。

取消“知识分子”称谓,对那些教授、研究人员、中小学教师、专家、技术人员、作家等经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群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舆论更能识别自己的职业属性。对目前分工日益明确的现代社会来讲,也是一种进步。

从语言史的角度看,与“知识分子”相近的英语intellectual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是特指那些有相当浓厚革命气息、受过教育的人,到20世纪初才有相应的汉语。在中国古代,与之相近的是“士”或“士大夫”,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取消“知识分子”称谓,用职业称之,既可以摆脱西方的话语桎梏,又有助于唤醒以知识谋生者的古代“士大夫”精神,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笔者再次重申,所谓“知识分子”们的社会地位已大大提升,但从法律文本中取消这种称谓,才能在话语、法律地位上再次表明出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和实践的进步。请包括谢文先生在内的诸多朋友不必误解笔者的意思。▲(作者是北京知名金融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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