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马洛姆:阿拉伯之春的挑战并非在意识形态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10日文章 原题:阿拉伯之春的群体心理阿拉伯之春国家的真正挑战并不是意识形态上而是制度上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政府必须找出防止一小撮人利用群体效应为政治资本的办法,从而防止群体规模膨胀到比选票数量更具决定性。

1896年,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警告他的同僚大规模群体的风险。他写道:“必须就来自(群体)心理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案,不然就只能听天由命地被这些问题吞噬。”随着阿拉伯世界自发的示威取代了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刚刚诞生的民主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领导人应该紧记勒庞的警告。

自群众走向突尼斯、开罗、班加西和其他阿拉伯城市街头、推翻几十年的旧政权以来,旁观者和分析家一直不能确定阿拉伯世界将何去何从。但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些事件的政治维度上:谁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要求又是什么?

事实上,示威持续不止、激烈和频繁的程度——比如9月份班加西地方武装分子刺杀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J. Christopher Stevens)——显示了群体的文化和心理在阿拉伯世界事态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经历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后,厌倦了不可信的制度和毫无作为的政党的人民,开始通过社交媒体来组织民间抵抗运动。

结果,受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现在面临由群体互动,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左右的政治局势。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现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用群体心理研究来理解。

群体与组织相反;他们不是由严格的等级制度控制,通常是由没有正式职衔的个人领导。与政治运动不同,群体总是很快而有机地组织起来,就像乌云堆积形成暴风雨那样。他们的目标也是要立即达成的:包围这个警察局、活捉哪位部长等等。在“群体政治”中,情绪通常会压过目标。

黎巴嫩可能是第一个经历群体政治的阿拉伯国家。黎巴嫩总理哈里里(Rafic Hariri)于2005年2月被刺杀后,众多由政党领导的群众将贝鲁特市中心的烈士广场堵得水泄不通。无组织群众成为主导力量

但无组织的群众最后还是压倒有组织的团体,成为主导黎巴嫩政局的一股力量。事实上,黎巴嫩两大相互竞争的政治联盟——3·8联盟(March 8 alliance)和3·14联盟(March 14 alliance)便是以2005年群众集会日期命名的。

黎巴嫩的经验,显示了群众心理和支持群众的政治领导人的目标间的分歧。在埃及的解放广场、突尼斯的西迪布济德(Side Bouzid)和利比亚的的黎波里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冲突——群众在过去几个月中数度冲进议会大楼。这一分歧让这些国家刚萌芽的民主进程面临脱轨的危险,因为勒庞所说的“群体权威”和政治领导人权威之间的斗争会越演越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拉伯之春国家的真正挑战并不是意识形态上而是制度上的,至少在短期是如此。政府必须找出防止一小撮人利用群体效应为政治资本的办法,从而防止群体规模膨胀到比选票数量更具决定性。但传统民主制度,比如政党、议会和咨询委员会并无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

社交媒体既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不同,在阿拉伯之春中,群体先在互联网上形成,然后才走上街头——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群体运动。继2009年伊朗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之后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开启了“iCrowd”时代——通过社交媒体吸引、动员和组织的群众。

但社交媒体也可以通过减少政治领袖和大众之间的心理和权力差距,有效地不让群众动员起来。新出现的政治阶级必须强化他们对“iCrowd”政治的认识,学会利用面簿(Facebook)、推特(Twitter)、YouTube、博客、应用程式和手机短信等工具的力量。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就认识到了这一机会,利用社交媒体全面地传播政治消息及激发和动员支持者。当选后,奥巴马推出了白宫应用程序(White House app),为公民提供了与华盛顿领导人沟通的新方式,程序包括最新事件、对政府措施的详尽解释、及高清照片和现场直播在白宫的活动。

私人企业也可以从了解iCrowd政治获益。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的胡伊(Quy Huy)和施皮洛夫(Shipilov)的研究显示,使用社交媒体的商业领袖能够在员工中间建立所谓的“情感资本”。这有助于领袖建立和维持与一大群人的人际关系,尽管他们之间的权力有别。与此同时,这也可以让员工更容易对所属机构产生认同感。

对阿拉伯世界的新政治领导人来说,这其中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群体互动不可忽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社交媒体就像是预兆暴风雨的乌云。如果发现得早,是可以在暴乱的群体摧毁脆弱新制度前,找到驱散他们的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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