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士达:中国新诗何去何从?

面对我国日益颓废的新诗状况,德高望重的著名老诗人贺敬之不久前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重要命题。窃以为,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解答问题,让我国诗文化真正走向新生和复兴繁荣,实在是新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文化创建工程。

诗歌可称为我国的国粹。从古至今,我国涌现出数不胜数、历久不衰的诗篇和无数彪炳史册的杰出诗人,国人以学诗、作诗、咏诗为雅事,以成为诗人、诗入典籍为荣光。诗歌还被列为华夏文化“诗、书、礼、义、乐、春秋”六艺之首,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瑰宝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诗歌如今已风光不再,甚至可以说,我国诗歌走到今天,一变千年来的盛兴荣华为时下的衰落颓败,好像是从天上跌落到地下!不要说国外文化人士对中国诗歌现状大惑不解,只要是一个稍有文化的国人,观察浏览当今的中国诗坛,就可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诗歌再没有昔日的风光,诗歌再没有热闹的市场;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人们的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这里有种种原因,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规定不到位。为什么在中国诸多文体中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一言以蔽之,完全是“新诗”的自我堕落导致的,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自然被小化和边缘化!

“人间要好诗”!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重振诗歌雄风十分必要。让中国诗歌走出困境,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可谓刻不容缓。那么,“救救诗歌”路在何方?

纵观我国诗歌的发展史迹,以胡适倡导“五四”白话新诗为开端,中国新诗至少有过30年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和创新,却让它继续走向不归之路!

那么,今天我们何以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应该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在内容上,新诗须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抒发“真的声音”;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诚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教授吴奔星先生多年前强调的:“中国的诗,应该打着自己的旗帜,走我们中国自己的路。”

我认为,新诗体的创建应该由著名高校、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联手进行研究攻关,而且应该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受到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教化,报纸杂志也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共同促进新诗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作者 桑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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