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镭:西方暴露出的治理缺陷

新西兰近日发生的“恐袭”惨案举世震惊,人们不禁要问西方国家究竟怎么了?笔者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了十多年,总结自身的观察和思考,得出西方在国家治理上存在着重大缺陷的结论。

首先,持枪“恐袭”的表象直接反映出政府和情治机构对枪械管理的重大缺陷。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和情治机关在“民主”“人权”政治正确的桎梏和军火商利益集团的操控下,对枪械管理松懈,甚至是不敢严格管理。时至今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对“控枪”展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马拉松”式辩论。虽然大多数民众希望政府严格“控枪”,但是政客们出于政治的利益考量,始终不愿认真“控枪”,甚至出现了呼吁“控枪”的政治人士在地方选举中提前“出局”的极不正常现象。澳大利亚对枪械管理虽然较美国严格,但是任何没有犯罪前科的人到警局备案后,即可购买枪械,从而为持枪“恐袭”事件的发生埋下祸根。

其次,持枪“恐袭”的表象也直接反映出政府和情治机构对网络与媒体管理的重大缺陷。出于“人权”、“新闻和言论自由”等政治正确的桎梏和媒体利益集团的操控,政府与情治机构对网络与媒体管理同样是十分懈怠,甚至是不敢管理。例如,困扰西方国家的贩毒、吸毒、种族歧视等问题就时常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政府和情治机构不仅懒于管理,有时甚至是怯于管理。笔者的一位澳大利亚朋友曾在中国工作过数年,他对中国严格打击网络和社交媒体犯罪行为表示欣赏,并呼吁澳大利亚政府也应加强对网络和媒体的管理力度。

再次,持枪“恐袭”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一些经济发展政策的重大缺陷,导致作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群体缩减和下层贫困人口增加,致使原本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比如,自2016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出现“断崖”式下跌后,澳大利亚“矿业繁荣”退潮。在经济下行之际,澳大利亚政府在美国压力下却不得不将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并承诺在今后10年内再拨款4000多亿澳元进口欧美国家的先进战机、潜艇和军舰。在财政连年赤字情形下,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致使低收入白人阶层生活愈加困难。而大批中东和其他地区穆斯林难民和移民的到来,则加剧了低收入白人阶层对穆斯林群体的不满与敌意,使其成为政府不成功的经济和移民政策的“替罪羊”。

最后,持枪“恐袭”还深刻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民族政策的重大缺陷和对少数民族帮扶的缺失。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始终奉行“白澳政策”,对有色人种予以歧视。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开始宣扬“多元主义”,希望引入亚洲人口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但是,澳大利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始终未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政府对移民一直缺少有效的就业帮助,任其自生自灭。大批穆斯林难民和移民由于缺乏职业技能与英语交流能力而长期无法实现就业,只能依靠领取政府救济为生。在宗教信仰上,政府重视扶持欧洲主流宗教,而对其他宗教信仰缺少帮助。在澳大利亚许多地区都可以看到基督教人士在街头派发入教宣传材料,致使其他宗教人士产生不满。各宗教间长期的不平等地位导致不同宗教人士间产生严重隔阂,甚至引发仇视和敌对。(作者是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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