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第三世界”面临疫情“第三波”冲击

如果说年初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新冠疫情是第一波,那么随后它在美国和欧洲的蔓延和肆虐就是第二波。这两大块区域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医疗条件相对优良的地区,虽然抗疫过程经历不同波折,但都被认为有能力克服当前困难,重回相对正常的生活轨道。而最近一段时间国际舆论普遍担心的是,如果非洲、中南美和南亚、中东等区域国家大规模暴发疫情,这些以往所称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可能禁受不住冲击,面临极为糟糕的情况,以至导致更为严重的全球性负面影响。

全球化内化使欠发达国家更难

因检测手段、统计效率等方面相对落后,一些亚非拉欠发达国家虽已出现疫情,但究竟扩散到了什么程度仍然迷雾重重。变为全球疫情扩散第三波的危险,以及防控能力和物资的严重不足,加剧了其中不少国家的紧张感,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已在不断呼吁外部世界提供更多帮助,包括减免或延缓支付到期对外债务。

欠发达国家面临的窘境,相当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化有关。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国家的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国民经济”陷于解体,一国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相关性弱化,资本对国家的博弈能力增强,国家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掌控能力则大为削弱。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很难再将经济全球化外在化,而会被动将它内在化为自身因素,不得不在全球化风浪中沉浮。

经济全球化在建构全球性的生产链条和贸易体系的同时,也瓦解了不少国家的生产自立和生活用品自助能力,对全球经济体系高度依赖。当后者因抗疫带来的“闭关锁国”而突然断裂,一些国家的无力感也比往日未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时强烈得多,欠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财政保障也远不如发达国家充裕,要想重新组织本国资源或利用全球资源来化解危机,短时间也难做到。全球化内化加剧了这些国家应对突发危机时的难度,这在当前疫情的全球扩散中一览无遗。

以往主要由资本的世界流动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资本并不提供公共物品,加上资本意志对国家意志的消解,被卷入全球化的国家普遍在政治上或轻或重陷入失能,增进国民福利和抵御危机的能力大为减弱。与此对应,亟需的是全球性的公共服务体系和面对共同问题时的共同解决机制,包括针对全球和各国的危机处理机制。但在资本驱动的全球化中,这些方面的建构显然是短缺的,过去一些年流行着的“全球治理”概念,并没真正转化或落实为实践。

构建有责任感的“复线全球化”

随着疫情全球蔓延,对全球化的悲观声音增多,普遍认为以往的那种全球化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未来需要展开“全球化的重构”。以往由资本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是单线条的,没考虑到各个国家在解决内部问题及全球性问题时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实际上是有利于少数人的全球化,带来了包括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内广泛不同人群间的利益疏离和政治撕裂,也削弱了各国的自我维护能力和对公共福祉的承诺。

单线条的全球化及其内化中导致的国家失能,不可能以去全球化的方式解决,只能通过调整全球化的演绎路径来改进,需要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建构共同的国际协调和行动机制,帮助各国尤其欠发达国家改善财政状况、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丰富应急治理手段。这种升级版的复线全球化是包含危机应对、财政共济、政治协商等功能和机制在内的多方向的全球化,也是包含人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全球化。多方向展开的全球化和国内国外资源的结合,才有可能化解经济全球化的单骑突进及其内化给很多国家带来的政治失能问题。

“复线全球化”也是有责任感的全球化,不能完全以逐利为动机,要在资本的扩张中有机契入面向各国和全球的公共物品供给,使全球化真正有利于各国维护公共秩序、拓展公民福利、促进利益共享。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内部事务容易受到外部影响、主权国家自我调节功能被弱化的同时,需要为各国内部问题的外部解决创造途径。

经济全球化近些年来表现出越来越多负面性,很大程度是政治意志对资本意志的规制不足造成的,复线版全球化不应只为资本的世界扩张创造条件,也要通过创设一定的全球性机制,为资本在世界扩张中的责任承担做出规制。缺乏国际中介来监督、评价和约束的资本流动是利润导向的,“复线全球化”并非不讲利润,但同时也要追求公共利益,防止在资本流动中的公共物品流失和多数人的福利受损。

新冠疫情是人类面对的共同危机,也是反思全球化弊端、升级全球化版本的契机。人类对公共卫生的共同需求,是“复线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世卫组织在这次全球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效率仍然有限,还需升级和拓展功能,比如对抗疫物资、人员、技术等的全球协调和配置。中国在此过程中也应积极发挥作用,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经济合作议程的同时,加入共同的社会、安全等国际合作议程,避免再次落入以往全球化的经济主义窠臼。(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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