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召开G20前，中国应向国际社会强调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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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日文章，原题为《中国与全球困境下的G20》G20(二十国峰会)杭州峰会即将召开。在目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展现大国崛起和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机会。不过，要主办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国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今天国际经济的总体局势可以用一个字面的变化来说明：曾经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软力量核心的“自由贸易”，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汇。最近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是从1980年代的英美国家开始，由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促动，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中国也在当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不仅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且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如果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没有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积极参与，它很难叫做全球化。同时，如同其他很多国家，中国本身也从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迅猛增长，在很多年里实现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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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在促成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内部带来了诸多非常严峻的问题。在国际层面，国家间各种政策协调远远跟不上全球化的进程，导致了两次危机，即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G20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围绕着这两次重大危机展开的。就各国内部来说，两个主要的因素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绝少数富人越来越富，而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富豪经济”。今天，很多国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崛起，而金融和互联网的结合更是赋权资本。在人类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资本像今天那样的巨大能量。国际治理和各国内部治理的双重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被视为是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不过，特朗普现象并非美国的特有现象，而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现象。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英国脱欧、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义，只是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罢了。今天，民粹主义流行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而在于其政治人物有没有去鼓动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民粹主义。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国家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暴力的社会运动表达出来。民粹主义酿成国际问题表现在世界经济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各国都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也是西方最具有吸引力的软力量;但是现在的西方，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人物开始标榜自己是反自由贸易的，因为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1980年代全球化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本来就是因为各国内部体制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改革不到位的产物;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外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从世界历史来看，民粹主义崛起不仅是内部的问题，如果管控不好还会演变成严峻的国际问题。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经历了快速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但内部也同时出现了社会不公等问题，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跟当时的民粹主义也是有关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内的民粹主义，又导致了地缘政治的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同样，这次民粹主义的崛起，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制造严峻的国际局势。今天，在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的同时，世界也正在经历着地缘政治的大变迁。各文明、各国家变得越来越自私，国家间的行为缺乏协调，互相抱怨，甚至互相憎恨。无论是中东乱局、欧洲难民潮、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主权之争，无一不体现地缘政治的崛起，充满着不安全。在这种局势下，作为G20的主办国，中国应当具有怎样的立场和政策呢？在世界性民粹主义高涨的情况下，中国本身的国际经济环境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不好。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因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欧洲国家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再者，中国也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利用朝鲜核武器、东海和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等问题，在中国周边向中国施加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因此，中国首先必须逃避世界地缘政治之争的陷阱。今天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最大不确定性的，甚至不是经济本身，而是地缘政治的回归。地缘政治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关切。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利用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有效消除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促成人们的关切从地缘政治转移到商贸合作和发展。南中国海仲裁案之后，中国至少在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上，已经阻止了形势的恶化，扭转了地缘政治之争的局面，开始转向经贸合作。各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国际社会和各国的最大安全保障。世界经济或者各个经济体出现了重大问题，世界会变得更不安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应当明确强调国际经济不应当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应当向国际社会强调，不能让民族主义泛滥。从历史经验来看，民族主义往往是小国的武器，不应是大国提倡的;一旦民族主义在大国盛行起来，小国就非常害怕。当然，小国更不应该搞民族主义。搞民族主义的小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富裕得起来。朝鲜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世界上能够富裕起来的国家，不管是小国还是大国，都是开放的国家。国家越开放，发展的机会就越多，就越容易发展起来。中国也应当强调自己要通过进一步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内部问题要通过内部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更加的对外开放的方式来化解。中国更可以大力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也会继续会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西方世界到现在为止，在推动全球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现在西方经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即使只有5%至6%的经济增长，也会成为强劲的全球化主力。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世界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持者和改进者。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内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接轨，并在现行体制内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过去一直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没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国要接过这面大旗。“自由贸易”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软力量。进而，中国也需要理解、包容和接受新的规则。尽管美国试图在制订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在一些方面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甚至是针对中国的，但中国也是抱着理解和开放的态度。只要是贸易规则，必然具有普遍性。这些普遍规则即使不符合甚至损害中国眼前的利益，长远也是可以符合和增进中国的未来利益的。并且，中国可以把新的规则转型成为改革内部体制的动力，就如中国为了加入WTO而进行的体制改革那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要做加法。中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且随着消费社会建设，中国内部市场对于西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更可以在现存国际贸易规则之上，再加新规则或者修改老规则。美国总是强调写规则的重要性，并把和中国的竞争界定为书写规则的竞争。不过，现实地说，写好的规则必须得到执行和遵守。如果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再重要，就很难执行其所写的规则。对中国来说，经济总量的增大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写新规则的机会，更是造就着中国执行规则的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合作论坛，G20的使命不仅是要沟通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政策协调，防止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也肩负推动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发展，和实现国际发展的公正性的责任。今天的G20在所有这些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这次峰会能够在反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就会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会议，并且也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作用。(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文章略有改动)</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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