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G20杭州峰会，中国发挥领导力就要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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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今年中国终于要以主席国的身份主办G20峰会，我认为我们面临三大挑战：如何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何实现G20的转型，如何实现全球治理的改革。这当然也是中国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性的挑战和机遇，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G20为什么需要中国参与进入新世纪，国际体系发生历史性转折。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过去由西方来治理这个世界，向东西方共同治理世界转变。东西方共同治理的特征就是中国力量上升，特别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它对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历史性的影响。当然，西方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G20的总量比例不断的下降，G7只有40%多，所以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平衡，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变化的全球治理平台。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暴露了长期被掩盖的问题，就是美国和西方主导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所谓的10条华盛顿共识都被历史证明不太管用，而且祸害了不少国家。各国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世界经济合作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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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想到需要有个平台磋商，最终遏制金融危机蔓延。它们与中国磋商时想到了G20。为什么是G20？因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力量在G20中相对平衡，而且G20有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磋商的机制，本身也没有西方那套理论的历史包袱。G20要成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和东西方共同治理的新的国际模式，至少有两点：首先，G20是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以来第一个由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或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平等磋商，共同协调全还经济治理的国际机制;其次，G20既是一个危机应急机制，同时又是一个全球治理长期性的一个机制。当然现在需要转型，怎么从救火队变成一个指导委员会性质的组织，因为国际秩序也在转型。全球主要大国和主要经济体在G20内部互动，G20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地位上升。这两者叠加会影响新的世界经济和秩序的形成，因此世界需要G20。2008年西方赖以支撑的理论被打破了。而中国改革开放在国内治理的成功经验，发展模式、制度的保证很有吸引力的，是一个可以供新兴经济体选择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最近提出来的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更加凸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智慧。G20前三次峰会，华盛顿、伦敦、匹兹堡三次峰会，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华盛顿峰会召开前夕，中国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措施，由此中国带动了G20成员先后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提振了市场的情形，遏制了金融危机的蔓延。又比如，2009年4月初，伦敦峰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IMF的救助基金太少，当时还有三千多亿美元。G20成员包括英国、美国等都想扩大，目标增加到5000亿美元。大家当时都没钱，因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中国，所以英国就找到中国让带个头，英国首相差不多每天都跟我们总理打电话。中国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出发，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发，中国的担当出发，承诺出资500亿美元，占了总额的十分之一。中国带了头以后，伦敦峰会很快就形成了1.1万亿美元的救助盘，又一次稳定了世界经济的信心。G20有三个问题要克服首先是协调的问题，其次是执行力的问题，最后是领导能力的问题。从背景来说，G20的转型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都涉及国际制度性的改革，就是要触动全球化利益分配，这就要动很多国家的奶酪，并不容易。G20之所以存在执行能力、协调能力、领导能力方面的缺陷，它的根本原因有三个。一是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严重缺陷，这个缺陷叫治理赤字和治理碎片化。它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的相互依存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经济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存在严重的缺陷。二是全球治理主导权失衡，因为西方过去长期保持话语权、决策权，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这方面的优势。过去都是G7把持，到2003年开始才出现所谓的G8+5，就是加了5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只是名义协商，并没有真正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决策。在全球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发生改变的时候，全球治理的主导权怎么分配就是个大问题。当然西方不太愿意让渡主导权。就像美国推TPP，奥巴马总统每次都讲不想让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他说得很直白。三是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全球化负面效应积累，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反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思想在上升。美国大选，英国退欧，欧盟现在遭受一系列的危机，全球化现在遭受反全球化力量的冲击很大，而且这些力量不仅仅是思潮问题，都已经体现在各国的左右翼政党方面，正在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最后也会改变社会秩序。因此，G20协调很难，G20说是二十国集团，实际上有三十多个国家参与。从中国接任主席国到9月4日、5日开会，中国组、协调人、专业领域，要开六十多次会议，这还不算双边国家协调。会议协调成本很高。除此之外，还要协调G20和联合国系统的关系和外围组织的关系。现在有智库、妇女、劳工、青年、商业等等，参加的成员多样，利益诉求也多元化，一个好处就是增强了G20的合法性，增强了G20法理上的地位，因为它比较广泛，但是协调确实很难。现在有很多中小国家认为，G20并不能代表联合国，G20的决定为什么能代表国际社会呢？就因为GDP大，人口多，就能代表国际社会了？这就是问题。协调难还表现在G20所涉及的领域很广，比如贸易投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结构改革都涉及。但工作组一个一个开，你要再把它协调形成统一的政策建议很难。执行能力难，执行能力不足，大家都已经很有体会了，在应对危机的头两年，因为大家都感到这个世界要垮台了，经济体系要垮台，货币体系要垮台，所以大家同舟共济，G20的决定都能够执行，号召力很强。后来危机慢慢消退，问题出来了，没有执行力，因为G20本身只是一个论坛，论坛就是领导人做一个很好的声明，但是落实比较难，你又没有秘书处，又没有联合国规定有执行的权力。领导力不足表现在G20现在内部的分化。G20现在内部有三个小的组合。有G7，还有金砖国家，剩下来的中等国家，由5个国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韩国、澳大利亚出面，叫MITKA，自称为中等强国。在G20内部协调很难，所以领导力自身也有问题。还有现在地缘政治矛盾在加深，大国合作意识减弱，大国竞争意识在加强。国际经济的合作基础是大国的共识，没有大国的共识和合作，谈不上其它方面的合作。所以，这次我们需要克服的挑战一些问题。中国如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体系的核心，今年又办峰会，世界对中国的峰会有三个期待：第一，期待中国能够推动G20带领世界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现在世界经济情况越来越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不断调低。因此，他们期待中国做一点事，除了把自己经济搞好以外，能够给大家出主意。第二，在G20转型方面有实质性行动，让它真正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而且有比较强的决策和咨询能力。第三，希望G20能够继续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有三大期待，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公正、合理，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对中国来说，今年主办峰会，能不能从我们已有的思想方案着手，发挥应该发挥得领导作用。比如，首先我们要着眼于这个峰会的主题，就是世界经济的强劲、包容、可持续发展等等，就是怎么样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这方面首先要解决的是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的协调。现在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互相踩脚。G20能不能解决协调问题，能不能让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的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起到监督协调的作用，主要经济体在制定本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时，要考虑它的溢出效应。比如美联储的政策要不要跟大家通个气。具体政策要重视就业和增长的关系，特别是青年的就业。增长、就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它的核心是经济增长，关键是就业，最后是实现最终的发展目标。联合国制订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要完成。我觉得中国已经在做了，G20成员在这方面要带头。G20转型方面还要脚踏实地，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G20：第一，设立秘书处;第二，要缩小议题的范围;第三，提高工作组研究小组效率和相互协调问题;第四，加强领导的核心。现在有三驾马车的机制，有学者提出要成立五驾马车，就是要有一个常设核心机制。另外还要专门有一个危机应对小组，不要影响G20所做的主要工作和主要方向。全球治理改革也是个难题，中国确实要身体力行去推动。可以考虑：第一，把IMF的货币基金改革进一步深化，SDR特别提款的使用范围扩大，成为真正国际上流通的储备货币;第二，建立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机制。大宗商品价格的巨幅波动，对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影响很大，长远看对世界经济不利;第三，能克服全球治理碎片化，把已有自贸区协定、各种各样的区域合作协议适当整合。现在世界上有450多个自贸区的协定，美国现在又在推动TPP、TTIP，东盟、中国和其它国家在推RCEP，全球化时代还是要有一些全球都能接受的规则。当然我们希望WTO多边谈判的议程能够取得进展，现在当然比较困难。今年G20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意识。联合国已经把发展问题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中国也是一个倡导全球化利益共享的国家。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发展，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全球治理也是空谈，所以我们要聚焦，要花多力气来解决发展问题。(本文根据国侨办原副主任、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G20协调员何亚非在人大重阳“G20与中国”国际研讨会暨G20研究系列智库专著发布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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