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时代变迁”已发生“质变”或“接近质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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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慕尼黑安全会议“三后”议题引发全球思考 “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 这是今年二月中旬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以下简称“三后”)。 《2017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明确指出，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治理体系所产出的积极效果越来越少。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判断说，“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不安。一些西方社会以及自由国际秩序最根本的基础在发生动摇。”他还开门见山地发问：“世界是不是正在步入后秩序时代？” 多少年来，慕尼黑安全会议从没提出过这样的议题，而且一开始主办方就有比较明确的表态，这不能不发人深思。西方有评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牌发达国家(特别是敏感的精英阶层)的某种焦虑和反思，既关乎世界形势，又关乎国际秩序和他们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无道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时代变迁量变进程正在加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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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现在是“无可奈何花渐落，情不自禁苦争春”。关于时代变迁的“量变进程”和美国霸权的“花渐落”的判断，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事物总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美国还没有衰落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程度，其“霸权之花”，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风韵犹存”。 去年一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谓乱云飞渡，黑天鹅起飞，呈现“乱”，“变”，“治”三大特点。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是美国不愿面对现实，不承认“世道变了”，仍坚持要继续“领导世界100年”，舍不得放弃“世界警察”的阴魂。 “大乱”势必寻求“大变”。“变”，一向都是绝对和普遍存在的，但去年似乎大不相同，“时代变迁”好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杜特尔特现象”和“特朗普现象”，被誉为“两只黑天鹅”起飞，并非偶然，显然预示着时代的脚步正在向着“质变”方向阔步前进。人们常说，“穷则思变”。那是说过去发展中国家要打“翻身仗”。现在，它们大多数翻身了，一部分迅速兴起了，可以说，“富也思变”。金砖国家领导人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具有代表性，表明美国制定规则的老一套秩序现在不灵了。“大变”，显然是有时代性，从根本上说，牵涉到时代变迁的大方向。 有鉴于此，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现在继续说“量变进程”已不那么准确了，时代变迁已经发生、至少已接近发生质的变化。在这方面，美国不乏其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认知”或“接近认知”时代变迁已到了一个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人士，当数知名学者福山。想当年，苏联解体时，他兴致勃勃，写下了举世瞩目的弘文“历史的终结”，断言从此美国一统天下了，美国价值观将遍及和主导全球。但历史和社会发展是无情的，很快便嘲笑了这位“巨匠”。福山先生虽然念念不忘他所谓的美国民主自由，但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近些年来，他不得不承认，他当时他过于乐观，误判形势;承认所谓美国民主体制的失败;承认中国等社会体制也有可取之处，值得借鉴……现在，美国这类人士似乎越来越多，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顶级专家兰普顿。提起此人，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前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 好像中美“必有一战”。但他的文章最终强调，中美关系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必须重新思考它对“主导权”的定位。这一观点难能可贵，但只有阅读全文，大海捞针，才能发现。 如果说，“大乱”呼唤“大变”，那么“大变”也势必要求“大治”。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在战乱和动荡年代，“人心思治”显然是主旋律。人们普遍渴望能有一个安定的世界，和睦相处;普遍思考和探寻新的相处之道，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大课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果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算起，差不多快十年了。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然任重道远。 “全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战略上和社会发展方向上进行“顶层设计”。 首先，对慕尼黑安全会议关于“三后”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同，至少是认知。“后真相”，意味着老牌发达国家所谓的“政治正确”是个伪命题，在它旗下的所谓“价值观”，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宝贝。“后西方”，不言自明。西方七国虽还风韵犹存，但世界大事他们已不能独断专行，而必须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商量着办。“后秩序”，这里的“秩序”，如果是指联合国宪章精神及其相关秩序，那是要坚持和维护的(当然，也需要发展和必要的修改);如果指的是被扭曲的所谓“秩序”(小布什总统就说过。“美国的权威高于联合国”)，那就必须摒弃。2009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议发表的16点联合声明就明确支持联合国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第二，要有一个广纳良言后形成的“药方”，战略上引导“全球治理”。在这方面，去年G20的杭州共识，主张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坚持包容和互联互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 第三，若干年前，上海合作组织达成一致，主张“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因为是“诞生”在上海，人们称之为“上海精神”。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上合组织的;它顺应时代潮流，也是“全球治理”可供参考的一剂良方。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后”和“全球治理”需要宝贵的公共产品和智慧。中国不争什么“领导世界”的桂冠，愿与世界各国共同探索，提出中国的方案，贡献中国的智慧。目前，明摆着的，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是“一带一路”实践。 人们普遍注意到，去年菲律宾飞出了一只“黑天鹅”杜特尔特，美国也飞出了一只“黑天鹅”特朗普。他们都很有个性，但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各自都有其代表性和标志性。美国“政治正确派”不喜欢特朗普，正在反扑，企图迫使他“停飞”或“逆飞”;菲律宾“政治正确派”也不喜欢杜特尔特，正在千方百计阻扰他飞行。但“全球治理”需要他们“顺飞”，“三后”也需要他们“顺飞”。希望他们都好好飞，继续向着正确方向飞。中国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已经在飞，顺着时代变迁诉求的方向飞;希望我们在蓝天相遇，共同飞向一个方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的篇章。(作者是中国前APEC高官)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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