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29
中日遭遇历史“更年期”
导语：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关系源远流长。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近一时期，日方在历史等问题上接连制造障碍，严重损害两国关系。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19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事件。
19世界80年代，中日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蜜月期”被“光华寮事件”所打破。
“光华寮”是一位于日本东京的五层楼房，为二战后国民政府驻日本代表团用变卖日军掠夺中国人民的资财所得的功款购置的中国国有财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一直由中国侨胞管理使用，复交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机构监督管理。1986年2月4日，日本京都地方法院竟将“光华寮”判归台湾当局所有。1987年2月26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驳回中方上诉，再次判给台湾当局。
为此，中方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方却始终强调“三权分立”原则，以“行政不干预司法”为借口，回避责任。光华寮问题甚至成了日中首脑会谈的议题，乃至邓小平公开指责日本政府“制造一中一台”。至此，事件发展成外交问题。为避免招来中方更猛烈的批判声浪，日最高法院不惜把此案打上“封印”，长期搁置。
教科书事件
19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其侵略历史的活动愈演愈烈，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披上了“学术”外衣，并在历史教科书上寻找突破口。从1958年开始，到1981年、1986年、2001年及2005年分别掀起几次“教科书事件”，篡改、伪造、美化其殖民侵略史，引起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大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歪曲侵华历史，推卸应负责任，公然煽动日本年轻人反华情绪。
在日本新版教科书中，日本发动“9•18”事变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激烈”；卢沟桥事件是由于“中国方面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发展为以后8年间的日中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屠杀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甚至南京大屠杀“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仍在争论”。
否认南京大屠杀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却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分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到访的中国访日代表团时竟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引来舆论一片哗然，严重伤害到中国人民的感情。
河村隆之代表的只是一部分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而日本国内的“修正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南京大屠杀虚构说。这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
第二种，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
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
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详细】
靖国神社事件
从1951年吉田茂开始，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到过靖国神社参拜，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战败日"，并以私人身份前往。
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的强烈愤怒。
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作为首相在参议院会议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的提问时承认，“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然而不久，他却自食前言，于1996年7月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台后，为了赢得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不顾各种批评意见，甚至不惜以损害日本形象、恶化与邻国关系为代价，前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与中韩等国的关系陷入低谷。战后几代人经过几十年辛苦努力得到改善的日本与亚洲邻国人民的关系，在小泉一次次参拜中，遭到了严重损害，动摇了日本与亚洲邻国合作的政治基础。
东海划界问题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东海大陆架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周边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之后，中日关于东海海底资源以及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浮出水面。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双方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分歧日渐突出，问题愈演愈烈。
东海东西宽不足400 海里，海底2/3 为大陆架。东海海域划界关键是东海大陆架的划分。早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结束不久，中日双方就开始了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非正式磋商，至今僵持不下，主要分歧集中于两点：一是关于划界原则。日本坚持适用其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原则，认为东海大陆架是中日共大陆架。中国主张东海海域划界应遵循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原则。而“中间线”的方法只有符合公平原则，才能被接受。二是冲绳海槽及钓鱼群岛在东海大陆架划分中的地位。日本坚称其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中国则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这些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本主张冲绳海槽只是东海大陆架上的偶然凹陷，不构成划界的地理标志和法律效力。
中日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存在争议，这是客观事实，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该通过谈判解决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争议。而日本政府却授权民间公司在东海所谓“中间线”以东进行试开采，指责我国在东海建设的“春晓”天然气项目“侵犯了日本海洋权益”，并威胁要采取对抗行动。这种行为只会导致东海形势将更加复杂和尖锐，使问题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 。
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中日安全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钓鱼岛问题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背景。1895年，日本政府乘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之机，于《马关条约》签订前三个月窃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1951年9月，日本同美国等签订《旧金山和约》，同意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群岛交由美国托管。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定”明确向日本归还冲绳的施政权，次年5月钓鱼岛被一并“归还”日本，至今仍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
90年代以来，双方有关该问题的“搁置争议”原则被日方打破，1996年，日本右翼团体屡次登上钓鱼岛建造灯塔和立碑，日本政府则采取了纵容态度。1997年5月，日本新近党一名国会议员竟伙同4人登上钓鱼岛寻衅滋事。
近日，日本更是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首相野田佳彦还辩称，“国有化”钓鱼岛是为了维持稳定管理，并称希望中方对此表示理解。野田在希望扩大与亚洲邻国的经济合作的同时，却又在领土问题上强硬表态，丝毫没有拿出改善对外关系的诚意，这种“鱼与熊掌都想兼得”的伪善做法已经昭然于世。 【详细】
日本“入常”事件
由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发展需要及趋势所致，在全球各区域事务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纷纷申请入常。而日本则是其中表现十分积极的一个国家。自1994年首次正式提出“入常”以来，一直积极寻求国际支持，现已得到包括美、英、法等四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支持。
日本急于“入常”是因为它要摆脱原有的发展困境，谋求国家的正常化，打破雅尔塔体系形成的格局。所谓发展困境就是经济实力比较强，政治力量比较弱，不能发挥与它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以及军事作用。而加入联合国，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一个重要的指标。
之所以日本入常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其最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表现。战后的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诸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大臣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其实是吐露真言）问题等等。
日本能否够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是否会走和平发展道路，可否担负起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大责任是其入常的关键。【详细】
日本在对华问题上是矛盾的，既希望跟中国合作，又怕你发展过快；既希望参与地区的经济合作，又怕你出来当头；既希望台湾和大陆谈判，保持这个地区的稳定、合作，又怕你统一。他在政治方面必须采取两面的手段，既合作又对抗，他们提出过要保持中国与日本之间有15年的差距，不希望中国发展得能超过日本。
盘点历来中日冲突事件不难发现，主要是日方在一次次挑起争端，导致中日关系发展困难。日本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嬴：日方挑衅的原因是近年来日本国内问题频出。此外，日本政界的结构不断调整也是一个原因。在国际因素方面，争端升级也是美国要继续将日本控制在其全球战略中的精心打算。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险恶挑动中国内乱。如果打一场有限的战争能够使中国出现混乱局面的话，那么即使日本会有所损失，也会是值得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判断、险恶的用心，日本当局挑起军事冲突是有可能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已经解体。但在远东地区，雅尔塔体系形成的格局依然存在。 日本千方百计，试图打破这一格局，并将此看作是成为大国的关键。
资深评论员陈群：日本敢于失去理智地不断挑衅中国，源于三大战略误判：一是误判美国意图，以为美会为日火并中国，自己火中取栗；二是误判中国决心，以为中国为维护地区和国内稳定，会牺牲原则忍让日本；三是误判国内局势，以为迁就纵容右翼就能度过政治危机，维持脆弱的执政权。笔者以为，这三大误判都是雾里看花，都靠不住。
中日复交是两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利益上互利合作的产物。这种基于合作之上的互动，促进了两国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深化。中日相互依存深化到一定程度而触及到历史认识和领土等“敏感问题”和民族感情时，摩擦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严重妨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正常发展。
首先，中日综合国力变化引发新的矛盾和摩擦，并未改变双方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客观存在。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双边互动的频度、深度和广度逐渐扩大，特别是经贸层面的相互依存的程度日渐加深。归根结底，中日关系将取决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外战略选择。日本需要放下“中国威胁论”的包袱，就可能多少舒缓对于中国“崛起”的过度敏感心理。
其次，应充分认识中日关系“不确定性”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是由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所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中日相互合作和依存的内涵不同，但中日相互依存的形式并没有变化。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今天，各国应该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尊重彼此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
再次，日本尤其需要摆脱“非对称性”心态的束缚。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信过剩”时期，日本总是以一种“强势”心态看待中国，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日本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求于日本，并企图以这种不对称性来维持对华的单向强制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声望的日益提升，中日两国发展趋势出现相对均衡化的趋向，日本开始担心中国国力增强势必会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便在日中双边互动中造成摩擦和冲突，这就形成了影响中日两国双边良性互动的“单向度”因素。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政治诉求使其不愿看到中国的强盛。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步伐的加快，加之其外交理念仍未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心存戒备。于是企图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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